欧文·亚隆团体治疗冲击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

——（费小懿）

冲击之一：没有规则带来的困扰

　　欧文·亚隆团体治疗师非结构性的，即使在进入团体之前，组员已经被告知在团体里需要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感受和体验上，但是在进入团体以后，组员首先面对的境况是：茫然。

　　这不是以往进入任何一个团体的经验，组员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知道在团体里要遵循怎样的法则。而这种“不知”带来的是相当大的焦虑。

　　试想一下，在中国的教育背景下，人们非常习惯的是，先要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做，只有按照合宜的言行举止，才能避免自己不犯错误，不遭遇意外的窘迫。中国的教育不光要人知道“应该怎么做”，而且还要镇定自若地去做。所谓的“临危不乱”，即使遇到突发问题，也要显得肃穆庄严，不能失去自己的笃定。因此，在华人文化的团体中，高度的焦虑，往往被掩饰，尤其是在陌生人面前。

　　如果是聚焦当下的感受，组员会体验到不确定、不安全、慌乱、茫然、紧张、焦虑、不舒服、烦躁等感受。而在华人文化的团体里，这些在团体早期是难以被表达的，焦虑是难以在当下被识别的，而表达出来就更为困难。

　　有时，组员为了团体的益处，甚至可能是想替治疗师“解围”，一下子就“跳水”。往往在一段时间的沉默和尴尬之后，为了回避当下的窘迫，马上就开始讲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是由于这只是一种“规避”的模式，团体其实还没有做好准备进入真正的工作，只有当有人跳出来，缓解了当下的张力，所以团体你暗地里可能松了一口气。但团体是否准备好工作尅从组员相当僵化的反应里看得出来，通常大多数组员并不回应开放自己的那个组员。

　　一个重要的暴露，可能因此受挫。因为团体不安全，团体内部的“张力”没有得到真实的表达。所以，表达上缓解的尴尬，会议更深的形式推进，遮盖困窘，会让团体的动力陷入更深的困境。除非组员能在这里进行突破，真实地表达此刻的体验，当下团体的许多困惑：想从治疗师那里得知具体的运用法则，困惑不解治疗师为什么不给予清楚的指令，对治疗师有不满，对团体即没有安全感又没有舒适感，茫然又想尽可能不让自己显得那么糟……

　　治疗师在内心里非常希望组员在当下表达出那种焦虑，如果组员不从这种尴尬的境地里逃开，能坐在负面的感受里面，表达这种在一群陌生人里头的紧张、压力、扰乱、不安，团体聚焦在当下的工作就真正地开始了。但是可以想象，治疗师在这时遇到的困难往往在于，在中国教育背景下，去直接承认与感知自己当下的困窘焦虑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这就使得团体的工作面临着挑战：要敞开这种当下的“不舒服”，把自己的“不堪”亮出来，这是团体的难点，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尤其困难的一个地方。但只有当下真实的感受被表达，团体才在第一轮的工作重点里体会到“相遇”，并且是在脆弱里的相遇，才是真正团体的开始。

　　敞开脆弱是困难的，但若没有这个敞开，团体就会继续纠结与挣扎，继续掩饰与逃遁。当然，遮羞纠结，挣扎，掩饰，逃遁也正是华人团体里的真实，团体可能会花大量的时间再这里面，艰难地进行，我们不能不说这也是另外一种真实。

冲击之二：没有感觉，尤其没有负面感觉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团体里，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表达感受，尤其是表达负面的感受。

　　在儒家教育中，人朝向理想的自己，理想的境况，为之而努力。因此当下的感受不被鼓励表达，尤其是负向的感受，因为表达负向感受容易被听起来像是抱怨或者是批评。

　　如果我告诉你我负向的感受，好像在指责你，是你的缘故，让我有这种不好的感觉；所以如果两个人关系不错的话，要是你做了一些事，让我感觉不好，我往往会为了不让你感觉不舒服，而不让你知道我的负面感受。因为如果我告诉你我真实感受的话，很可能我们的关系就被破坏了。

　　比如在团体里，有组员有大段的叙述，占据了过长的时间，如果一个听者对他/她真实反馈的话可能会告诉他/她自己的厌烦；这样的表达有可能是当事者第一次听到，引起很大触动，因为在外面的世界基于各种面子和利益的考量，缺少这种“照镜子”般的回馈；而一个当下真实感受的回馈，往往会打开工作的机会，比如往内看一下这个“烦”，有可能是给予回馈者自身被勾起了家庭中孩子竞争父母关注，自身常被父母忽略的失落感的记忆；有可能是占据团体时间、空间太多的组员自身的极度需要，以及这种需要背后的童年创伤。

　　在团体里表达负面感受的目的其实并不是去指责他人，而是能够敞开自己和他人的空间，从而去进行探索。

　　“感受没有对错”，这个理念对许多中国的团体成员来说是新的理念；这会带来内心里的自由，使得成员能够心平气和地聆听与探索负面感受，从而增进了对他人和对自我的了解。把讲出自己当下的负面感受，看成一件不带价值评断的中立之事。甚至不评断自己是否“软弱”，能允许自己敞开真实的感受，不责备自己不够“大度”，不让自己过滤掉负面感受，不让自己认为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上花时间，不让自己觉得说出来会没面子，担心别人觉得自己太敏感；这些都是对自我的释放，是让团体能够被“松开”的重要的突破。

　　这使得被压抑下去的感觉被感知，让组员体验到自我的被尊重，可以允许自己有感受，无论那是怎样不舒服的感受，分享感受的目的不是伤害他人，而是让自己被听到、被感知到，并且让深入的工作得以进行。

　　这样的释然会让人感到欣喜、感到轻快，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团体里，对有些组员来说，仅仅是这一个转化，可能就要花上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从理性上认同“感觉没有对错”，已经是让自己更加自由的开始。

冲击之三：边界议题

　　团体像是家庭，里面有父母、子女，这些影像会从其他组员那里看到、体验到，在心理学上我们称为投射。这也是团体工作的重点。

　　有时候团体里会发生，如果某个其他组员的状况不好，这个组员会异常着急，情绪的起伏冲突剧烈。那种感觉就如同“你不好起来的话，我也就不能好！”这句话在现实生活中，有可能是对配偶说，子女说，父母说。

　　听起来，在二者之间没有界限，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的不幸就是我的不幸。而这种的“不能分开”，展现出的正是一种“边界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下，这种为对方焦虑、担忧、着急的现象常被理解为爱。在极致的情况下，甚至觉得害怕父母老去，觉得父母一旦去世，自己也就没有了活着的价值、意义。

　　一个孩子曾经在母亲的子宫里十个月，那是一种共生的状态。然后来到这个世界上，依然保持着这种状态。婴儿会识别母亲的喜怒哀乐，那是超乎语言的。一个焦虑的母亲也会把焦虑传递给孩子；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脱离这种共生状态的过程。

　　但很多人走进坟墓的时候还只是孩子而已，因为终其一生的成长过程中都没有完成将边界划分清晰这个任务。边界的不清晰意思是无法有意识地感知“我是我，你是你”。于是会将我的视为你的，我的感受投射给你，我的意愿强加给你。这是一种依赖，也是一种无法将他人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对待，允许他人有他人自己的议题，能看清楚什么是自己的焦虑，什么是他人需要自己去面对的问题。

　　在团体里，当边界不清的议题出现时，它往往是跟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孝道、情谊混为了一谈，其实边界不清并不是真正的情深意切，而是不能允许他人独立地作为他人，其根源是自身的无法独立。因此要拽着他人跟自己一道，需要他人活在自己的界限内，否则自身的独立存在就缺乏了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团体里的其他成员问当事人：“为何他/她好，你才能好呢？”这样的问题，有时候会令当事者去打住，并开始反思。

冲击之四：回避冲突

　　中国的文化教育非常强调和谐。在这样的教育下，许多人讲求中庸之道，回避冲突。他们脸上习惯性地挂着笑容，而这个笑容已经跟内心的欢笑毫无关系了。只是习惯性地给他人看的时候，团体里的其他成员往往会有负面的反应。

　　在日常生活里，这样的笑容也许带给别人的信息致令别人感到此人没有攻击性，比较好相处，至少这可能是当事者希望传递出去的信息。但是在团体里，当人与人坐得如此紧密，这种的内外不一致所消耗的能量，久了就会让看到这样的笑容的人内心里产生距离和不舒适感。因为缺少了情感上的真实，所以当事者迟早会从其他组员里得到反馈，帮助他/她意识到这样的笑容背后的恐惧。往往一经反思可以看到那里有着对冲突的害怕。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并不是因为冲突，中国有话“不打不成交”，所谓“打”，就是一种对歧义、不合的真实体现，那里有浓烈的情感成分。经过了“打”，这种成分里的情爱的一面才能体现出来。所以，真正造成人与人之间隔阂的是隐而不宣的负面感受。

　　通常，这些感受即使不说出来却能通过眼神、举止、不经意的小动作传达出去，对方接收到了却也顾忌而压抑负面感受的话，这两个人之间就会形成了隔膜。一种冷的距离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在欧文亚隆的团体治疗里，鼓励成员表达当下的感受。

　　如果成员感到安全，开始尝试平时无法表达的负面感受时，可想而知冲突必定会发生。而这种发生带给了成员一种“不压抑”的体验，这种把不满说出，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真实而获得了机会去检视自身，从而得到的成长。这是一种在冲突过后的对彼此的更深的情感连接。组员在团体里无论是当事者还是旁观者都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可贵。

　　即使经历了充满张力的冲突，但是每个人可以去表达真实的感受。如旁观者看到冲突时可能勾起了儿时目睹父母争战的惊吓感受，这些脆弱情感的展露都是团体进行更深一步工作的契机。而整个团体的凝聚力就会在这种“共度风雨”的经历里步步增强。

冲击之五：讲道理的背后

　　当在团体里一段时间之后，整体成员的真实感都增强了，大家更能体察和表达当下的真实感受，尤其是那些在平常表达不出的负面感受。在这种生机已经被唤起的团体里，最难以忍受的经历之一就是当某个组员总是比较喜欢讲道理之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中，孩童从小就被教“应该”如何，然后去达成理想自我。这种教育潜移默化鼓励一种理性的总结，就是生活智慧的获得不通过体验，而是通过理性的总结。理性在体验之先，理性告知应当如何，然后身体力行再去跟进实施。

　　而在欧文亚隆人际互动的团体里，这种理性的先行越来越会遭到不耐烦的对待。组员会不耐烦听到大段的讲道理。因为道理往往是从书本中获得，那是讲别人的话。而体验是自己的，尤其是通过在团体里当下的互动而获得的洞识是活生生的，是进入内心的。

　　在团体里当常爱讲道理的组员得到其他人负向的回馈时，有时当事者的反应是吃惊的，因为这种已经习惯了思维模式，怎么会在团体里遭到拒绝呢？一种已经使用了几十年，令自己从没有发生质疑的模式，怎么会在团体里那么不受欢迎呢？事实上，仔细看一下，往往讲道理的组员他们的习得模式是做一个团体里旁观者，站在一旁总结经验，形成道理，然后向他人讲述。团体其他成员感到不满，是觉得这样的成员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当其他人都下水的时候，他站在岸上，并不参与，也不湿脚，然后又站在比他人更高的地方向他人布道。这就使得其他成员对当事者有一种不满，感到彼此之间很大的距离和高低的不平等。

　　其实，让自己置身事外，只是从旁观看，总结道理，是一种让自己感到安全的方式。在团体里这样做的组员，在生活中也会是这样模式。由于内心隐藏起来的不安全感，会阻止他步入生活，从而采取的是旁观者的位置，让自己躲在道理的背后，并且通过道理的传达感受自己的“强大”。但是这会遭到其他组员的异议，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隐藏在强大背后的脆弱，它是没有被展现的、不够真实坦荡的，因此造成了人际间的距离而不是亲密。

冲击之六：帮助与被帮助的迷雾

　　中国的文化教育自小就教育孩童助人为乐。但是在团体里，有一种困境却是只能去帮助别人，不能被别人帮助。或是求助，却无法让自己得到帮助，仿佛在“帮助”周围环绕着阵阵的迷雾。

　　有的成员在团体里很长时间，从来不能让自己“有问题”。他/她在团体的存在仿佛只是去帮助别人。当别人出现问题时施以援手、提出建议、乐于助人，但是这里面显示出一种无形的强弱、高下的区分。

　　有问题的人显得弱，帮助人者显得强。被帮助者显得处于的位置低，帮助人者显得处于的位置高。

　　但是一种内里的真正的强是敢于袒露自己的脆弱，人是在脆弱之处与彼此靠近、相连，发生亲密感的。可是有一种内里的真正的弱，是不敢显露自己的脆弱，只能让自己显得强，掩藏自己的脆弱。而背后的原因是无法接受自己的弱。

　　于是在团体里，就看到组员只能去帮助别人，不能让自己被帮助。因为不能容许自己的弱展露，自己的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弱瞧不起、贬低、厌憎，而只能强作出强的姿态，只能让自己处于高处，这也成为了与人真正亲密的巨大阻力。

　　只有袒露出的弱，才能使人靠近生命深处的真相，那就是所有人都有的脆弱、无助、迷茫、孤独……因为对弱的不接纳和害怕，使得自己被困在了高处，使得自己与他人拉开了距离。而这个距离反过来又更造成了自身的孤立、隔离，因得不到能量流通的滋养，从而更加弱下去。于是就更要在外有种“显得强”的姿态，这种内与外的分离，造成了内心里巨大的不平衡，消耗大量能量，往往造成神经症的症状。

　　还有一种接受帮助的假象，就是讲出自己的问题，向大家求助。但是无论大家多么努力去帮助，当事者永远会用“是的……但是……”这样的句子，把所有的帮助推开，造成所有人的受挫。

　　这也是另外一种的无法令自己真正的示弱。向大家求助，在团体里占据了大量的团体的时间、空间，当事者获得了许多关注。而众人感到受挫，是因为付出的努力不被接受，一一被弹回。

　　于是众人内心里隐藏了愤怒，而这种愤怒难以表达是因为当事者以弱者的姿态出现，对弱者表达愤怒是尤其困难的。可是愤怒的产生是一种挫败感，示弱的人其实是一种方式把大家都打败了，让大家的付出受阻。但是当事者往往并不知情，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其实就是为了得到关注，得到那种长久以来内心所渴望的关爱、温暖、被看到、被听到……

　　还有一种“只能出不能进”的模式是表演者的模式。当事者不停地在团体里述说，但是并没有特定的目的，并没有跟任何特定的人说，也没有想得到任何的回馈或帮助，仅仅是述说。就像是一个表演者，一个说书的人，不需要回馈，不需要与任何人发生连结，只要表达。这也会使得团体里弥漫着一种迷雾，大伙常会感到不耐烦，感到自己的被忽视，感到不知所措。

　　因为没有真正的人际互动在发生，这给听者无形中带来的信息是“你不重要，我重要”。因此，这也会在其他成员里生发愤怒，只是碍于道德、伦理、礼貌，这种愤怒难以表达。因为当一个人在述说他/她的苦痛的时候，怎好再去撒盐，然而那种长时间的让自己被干晾在那里的不舒适却令反感按捺不住地搓升。

　　在这种“只能出不能进”的背后也是一种恐惧。假若从小一个孩子接收到的总是指责、批评、抱怨，那么他就习惯性地关闭了“进”的渠道。但是为了不与外界完全脱离连结，于是就只有“出”的渠道敞开。“出”是安全的，至少“出”不会让自己的内在受到伤害。但是无形中，这种模式会给他人带来困扰，这反过来还是会使得当事者不受欢迎，从而感到孤独，受到他/她自身那么回避的伤害。

冲击之七：依赖的问题

　　团体里有一种成员，永远躲在后头。他们不发表自己的观点，不涉身诸事。但是却对团体有着很强的归属感，很少迟到，非常不愿意团体里有人退出，仿佛每个人对他/她都很重要。

　　这种鲜明的反差也会令人困扰，究竟他/她是关心团体呢，还是对团体里的事漠不关心呢？这里面有一种非常的在意，但是同时有一种非常的害怕。让自己不出来，这样就不会犯错误，不会说错话。让自己显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想象一下，一个小孩从小被各种标准环绕，在中国教育体系的模式下，他/她必须遵循大人给规定的一切。而他/她自身的感受、看法、意见从来不被过问，不被尊重，甚至被粗暴地压制。为了生存，他/她必须讨得大人的欢心，那么他/她学会的就是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隐藏自己的感受。久而久之，属于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就消失了。换句话说，他/她自己就消失了。

　　人成为功能性的人，符合文化教育下所要求的标准，可以从事工作，赚取生存，却由于自己的不存在而失去了生命与乐趣。在团体里，这样的“消失”甚至是他/她自己的选择。因为他/她对这个世界的体认就是，不被看见、不被听见意味着安全，意味着可以存活下去。让自己成为隐身人，如果在团体里是这样，那么在现实中也会是这样，隐身人的滋味想必是不那么好受的。那种自己不重要的感觉，是任何人都不真的愿意承受的。这种没有自己，只听他人的，是一种依赖，一种很极致的依赖。

　　团体里还有一种依赖，是依赖一个强有力的对象。很多时候是这个对象可能是治疗师，或者一个重要的组员。这是一种对权威的依赖，因为权威那里有“标准答案”，可以从那里获得自己是正确的这样的确定感。这在中国文化教育背景下非常常见，要寻求外在的“标尺”。在团体里，这种依赖的体现是，说话时总是只对着那一个人说，仿佛只需要他/她的听见，需要他/她的看见。即使是对其他组员说，目光也经常瞟向那个重要的人。仿佛得到他/她的认可是在团体里的最重要的事。

　　这样的存在仿佛在说，只有那个强有力的人存在，自身才得以存在，如果那个强有力的人不在的话，他/她自己就陷入迷茫、失落、无所适从。

　　中国的文化教育需要特别对这种依赖人格的养成进行反思。如果孩子的成长不是依据自己内在的一种生命力，一种对自己诚实认真的体认，而是单向地遵循外在的指令、规范、标准。那么，内在自我的被扼杀将会付出的代价是创造力的丧失，生命喜悦的丧失，人可以被塑造成有用的机器，而失去了存在意义的空壳将会是种多大的悲哀。

冲击之八：表达需要的困难

　　当一个孩子觉得自己的感觉不重要，自己的存在不重要。或者活着主要就是为了达成父母的标准、父母的需要时，他/她从小就觉得自己不具有表达自己需要的权力。他/她不配去拥有好的、有价值的东西，因为他/她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取悦其他的人。

　　所以，对于自己被爱、被关注、被听到、被看到的需要在团体里往往会采取曲折、迂回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先给予别人关注、先去倾听别人、帮助别人。而把自己的需求压下来，一直等一直等。有的时候这种退让会持续好几场，然后里面由于有一种不能满足的饥渴和一味的退让，升起一种愤怒。

　　这种愤怒仿佛是一种无名火，因为它很难找到发出的对象，于是往往就转为对自我的攻击，嫌恶自己、厌弃自己。或者这种愤怒向外发出，隐含的信息是，凭什么我给了你们那么多，你们却不能给我？！

　　这里面仿佛有了一种“交换”，前面的付出好像是为了给自己“赚得”回报的资本。没有前面的付出，自己就没有资格要求回报。但是与此同时，这也使得自己前面的付出不再单纯。

　　因为那沾染上了交易的滋味，让自己付出的关爱不再是真正的关爱，而是交换的代价。这就使得关系的本身蒙上了一层阴云，并且也使得当事者的内心有一种让自己感觉低下的阴影。仿佛自己是一个情感的乞丐，总是在等待着该轮到自己的时候。总是在等待着别人作为回报主动向自己付出，这种等待往往致令内心委屈又脆弱，但是为了掩盖这种脆弱，当事者常常向外界发出的是指责“你应该……”，它隐含的意思是，我都为你做出了这些，你应该……

　　它所表达的委屈是为什么你不能像我一样地给我一些关爱，但是这种内在的“交易”衡量往往不被对方甘心乐意地接受，于是带着愤怒和委屈，人与人的关系便疏远了。

冲击之九：对错的问题

　　在中国的文化教育下，孩子从小被教导的就是要做对，对错成了衡量一切的核心。也就是说，关键的不是自己的切身真实感受，而是是非对错。

　　因此在团体里，什么是对的，是大家最为关心的。早期团体里的不安，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说话，应该依据什么法则，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谁规定你的对错？

　　团体成员往往把目光投向治疗师，团体的带领者。当带领者没有给出任何规则、对错的标准时，团体里会弥漫着焦虑。因为没有标准，所以做事的依据是什么呢？所以害怕出错使得许多成员采取观望、隐藏自己，令自己在暗中摸索出规律，才能去行事。

　　而团体中所鼓励的却是感知与表达当下的感受，这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截然不同。当下的感受是重要的，无论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都鼓励被表达。

　　你的感受是重要的，意味着你是重要的，并且感觉没有对错。对同一件事，团体成员可以有不同的感受，那是很正常的。没有对与错，只有不同，而不同被尊重，也就是你被尊重。

　　如果你不表达你的感受，那么团体就缺失了你独特的那个部分，团体因此会损失了一角。这个理念让个体的实存得到尊重。不再是一味以某个理想的目标、理想的自我为准则，而是让每个个体的声音被听到，每个个体的存在被体察。团体因此而丰富，而立体、多元化，具有生机和创造力。

　　团体向组员传达的信息是，重要的不是完美，而是完整。而这个完整是让每一个部分的你，每一种感受的你都显露出来。无论是阳光的，还是阴暗的，当你更完整地显露出来，活出来的时候，团体的活力就增强，团体的完整性就增强了。

冲击之十：谁来负责

　　在中国人组成的团体里，大家起初对表达负面的感受非常有顾忌。因为非常担心告诉对方自己真实的负面感受，会伤害对方。所以在被鼓励真实表达了以后，常会在自己内心产生内疚，觉得自己做了对不起对方的事。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由于我的表达致令对方产生了某种感受，那么是谁来对这个感受负责？

　　提起这个问题，又涉及到了依赖的问题。极度的依赖模式的成员会认为，你的这句话，你的这个眼神，让我感到了受伤害，影响了我的工作，你们这样对待我让我的情况更糟糕了。这样的指责，是为了激起对方的内疚感，希望对方为自己不好的情绪负责。

　　事实上，如果不是自己允许的话，没有人能伤害到自己。换句话说，每个人的感受，只有自己能为之负责。假如他人的话激起了我的负面感受，比如我感到受辱，那么这种受辱的感受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使对方的话勾起了我的受辱感。

　　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对方的话，而是在于自己的内心。那是自己的哪一个儿时的经历致令那个受辱的种子埋下了，而今那种负向的能量被激起来了。去探索那个受辱的感觉，需要从自己的内在入手。

　　一个坦诚的真实的回馈，可以打开一个重要的工作。所谓的让对方受伤，其实是使得工作的机会升起。我们不为他人的感受负责，只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当自己有负面感受时，也从指责别人的位置上转回看入自己，这是在团体里的重要工作，就是对自身负责任的方向性扭转。

冲击之十一：别人的东西

　　有一次团体里的成员在讲早到的时候，想喝办公室里的咖啡，但是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感觉上这是别人的东西，所以仿佛应该问一下，但是问了又有可能被拒绝。自己曾经就拿来喝了，但是心里不踏实，仿佛做了一件偷偷摸摸的事，于是就硬着头皮问了工作人员，当得到认可的时候，内心里一下子放松了。

　　在那天的团体里，也恰好涉及到关于三角恋情的议题。别人的东西去拿的话，内心里会有所顾忌。别人的人去拿的话，会是怎样的呢？那是一种痛苦的感受，虽然可以告诉自己不去顾忌自己的情敌受伤与否，但是莫名的，去拿别人的东西，心里的踏实感就是没有，心里的痛苦感却异常清晰。

　　前面提到边界的议题，这里也再次涉及的是边界的议题。关于我的，和他人的。边界的清晰，使得国与国之间平安共处；边界的混淆，使得战争频发。个体角度讲，争夺所有权，关乎自身幸福问题。国家角度讲，关乎领土主权与尊严，两国势必寸土必争。

　　但是被侵犯的感受里包含着受屈辱，而这种屈辱的感觉，并不是只在被侵犯者那里产生。在侵犯者那里同样会产生。一旦边界变得模糊，争端开启。关系里势必包含了不被尊重，不被尊重领土权、不被尊重所有权、不被尊重了一种秩序和一种人的尊严。

　　在团体的工作里，当团体去到越深的地方，团体成员在越深的地方相遇的时候，就越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感受是相通的，动力的流通是一而贯之的。所以，当所施者所发出的力作用在承受者那里，同样的感受也必定返回到发出者，施者与受者是一体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

　　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幸福如何达成的问题。人永远不能达成局部的幸福，除非他/她顾及的是整个体系、整个大局的幸福。在团体的工作里，这一点非常明显，一个成员的勇气和突破，带给整个团体突破和勇气。一个成员的获益是整个团体的获益。一个成员的受损，是整个团体的受损。

　　在西方的观念里，注重表达个体的需要，鼓励直接表达个体的需要，鼓励个体去行动以达成需要的满足。但与此同时，也强调边界的议题，没有经过许可动用了他人的东西，心里会不踏实。去寻求对方的许可，就有一种张力，因为可能被拒绝。但是出于尊重的考量还是去征求对方的意见。得到许可，心里头就踏实地享用那杯咖啡。但冒的风险是，如果没得到许可，同样出于尊重，就愿意放弃享用那杯咖啡的机会。

　　这么做的益处是，由于尊重了他人，因而自己也得到了被尊重的感觉，这时内心的体验是踏实，而这种踏实是冒着被拒绝的风险所达到的，但即使被拒绝，如果自己内心允许并接受这种被拒绝的可能性的话，那种踏实是依然存在的。

冲击之十二：性的议题

　　在中国人的团体里会谈及性的议题吗？中国人一向对在公开场合谈性比较保守，因此我一直把这个议题当成只有在西方团体里才能畅所欲言的领域。但是，在我们开放式团体（长程团体）里头，虽然大家在非常长的时间里对性闭口不谈，可突然有一天，大家就那么坦然地谈了起来，并且相当敞开也相当深入。自此我才知道，中国人的团体里也谈性，只是需要更长的一些时间，需要更多的一些安全感。

　　在团体里，任何的感受，任何的议题，是没有禁忌地可以谈论的。尤其鼓励表达的是当下的感受，当听到任何成员在说着什么的时候，自己内心里产生的真实感受是什么，自己对他人，对整个团体，对自己的感觉、想法是什么。团体越能聚焦在此时此地，就越有充足的能量在流淌，所有人所经验到的自身活力的流淌就越多。

欧文亚隆人际互动的治疗团体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此在、当下的呈现。在团体里中西文化相遇，西方心理学理念给了中国惯性思维模式许多撞击，使我们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和看待问题，使我们质疑自身早前从没有质疑过的定势。在这种摇动中，有一些新的机会得以敞开，那是从碰撞的裂口中涌现的生机，使得个体有机会成长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