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精神分析的偏见和误解之分析

——（丛中）

1895年，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Breuer）合著出版的《癔病研究》一书，被认为是精神分析学建立的标志。虽然现在的人们认为此书的出版具有不朽的意义，但在出版后的十三年中仅售出625册，并在当时的欧洲遭到不少的非议，弗洛伊德本人也因此被维也纳医学会除名。1900年弗洛伊德又出版了《梦的解析》一书，该书同样遭到了大量的批评，八年间只售出600册，而弗洛伊德从中只获得相当于209美元的稿费。直至1909年弗洛伊德被邀请到美国克拉克大学举办系列讲座，他的精神分析学说才赢得了国际上的公认。

据查证，精神分析学说于本世纪20年代已传入中国，后来可能因战争原因，很少有人深入研究它。解放初期，心理学在我国虽然一度有所发展，但在“文革”中却被当作是“唯心主义”遭到批判，精神分析更是在劫难逃。改革开发以来，大量关于心理治疗的外国文献被翻译成中文出版，80年代初精神分析学说还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化热潮。当时很少有人真正懂得精神分析，但却有很多人在自己未曾深入学习的情况下撰写文章，对精神分析口诛笔伐，严加批判，这倒是显示了一些批判者的渊博“学识”和他们那威严的学术地位。以致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心理医生没有机会学习精神分析疗法。在80年代初，中国心理医生最先接受并使用的心理治疗方法是行为疗法，因为行为疗法符合唯物主义理论观点，可操作性强，易于被医生和病人接受，尽管疗效不太令人满意。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一些国外的精神分析学家到中国讲学，特别是1988年首届中德心理治疗讲习班的开办，以及现在的德中心理治疗学院在中国举办的“德中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的开展，才使一部分中国心理医生得以有机会跟随德国的精神分析学家学习精神分析疗法，受到精神分析的训练。本人作为该学习班精神分析组的学员，感到目前中国仍有很多心理医生或专家对精神分析疗法不甚了解，甚至是心存偏见和误解，一提到精神分析就采取批判、排斥的态度，怀疑精神分析的科学性，致使他们拒绝接受精神分析疗法；或者认为自己通过看书已经掌握了精神分析；或者不能够认真学习精神分析疗法，却在临床上打着“精神分析疗法”的旗号，而实际实施的是支持疗法或其它的疗法。所有这些对精神分析疗法的偏见和误解，都对人们学习精神分析疗法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甚至使他们最终失去了认识、了解精神分析的机会。现将这些偏见和误解分析如下：

一．精神分析是“舶来品”，要批判地“吸收”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每个民族都感到只有自己的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只有自己的文化才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化。中国历史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化使每个中国人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中华民族在潜意识里“自恋”着中国文化，先入为主地排斥一切“舶来品”。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真是伟大，外国的东西，来一件毁一件。日本的森田疗法很容易传入中国并被中国的心理医生所接受，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认为森田疗法源于中国的道家文化，这样想可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当然也就比较容易接受了。这正是使用了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合理化”的心理防御机制。而精神分析则是地道的外国货，为了保住国人的脸面和尊严，自然在内心深处就有一种排斥的情感了。难怪人们会说，对一切国外的东西要批判地吸收，这话一点不错，可真做起来就变成了只批判不吸收，把精神分析拒之门外，无视它的存在（“否认”的心理防御机制）。笔者认为，日本的电视机可以购买，西方的医学可以在中国发展，只要它对国人有利，符合邓小平提出的三个 “有利于”的原则要求，我们就可以拿来使用。只要精神分析能够有效地治疗中国人的某些心理障碍，有利于提高中国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我们就应该认真地学习、真正是批判地吸取并在临床上加以应用，管它是否为“舶来品”。

二．无论在当时的欧洲还是现在的中国，精神分析所以令人难以接受，或受到激烈的反对，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对人类的自尊心打击太大

人们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的自尊心受到过三次沉重的打击。第一次打击来自哥白尼，他论证了地球并非象人们妄自尊大的那样，是宇宙的中心；第二次来自达尔文的研究成果，他论证了人类不是“造物主”的创造，而是由所谓的“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使人类自尊心受到第三次打击的正是弗洛伊德，他论证了人的行为主要是由本能和潜意识机制所激发。换句话说，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决不是有理智的动物。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但很清楚，他的学说已完全改变了我们对人类本性的看法。当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被别人发现了自己潜意识中非理性的“丑陋”的一面时，我们就如同赤身裸露站在众人面前，怎能不让人感到尴尬、难堪呢！又怎样不使我们奋起而激烈地批判精神分析呢（“攻击”的心理防御方式）！这不过是精神分析理论当初在国外的命运又在中国的重演而已，是人们的潜意识对精神分析理论的一种反抗形式。实际上，学习精神分析首先要对自己的潜意识进行分析。如果心理医生自己的潜意识症结都没有意识化，自己还存在着许多的心理误区和“盲点”的话，心理医生又如何能够用自己心灵的光芒去照亮病人、为他人解除内心的痛苦和烦恼呢！所以，精神分析医生首先要被分析，自己先“过关”，驱除超我的不必要的压抑和一切的虚荣心，直面自己的“潜意识”灵魂，敢于面对精神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和病人，真正成为有自觉意识的、有助于他人的心理医生。

三．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潜意识理论的科学性受到怀疑

近几个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几乎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够象科学这样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甚至是信仰。当前，人类正处于一个信仰科学的时代。现代科学崇尚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揭示客观事物因果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要求每一科学假设都要有可重复性，注重研究客观事物的共性，因此经常采用群体统计的方法。这些科学规则，是从物理学、化学等物质世界的科学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研究方法，用于研究心灵现象则会遇到很多的问题。现在所谓的心理科学的建立是以１８７９年冯特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建立心理学实验室对人的感觉能力进行测定为标志的。由于冯特使用了实验室测量的方法和数理统计的方法，使他的研究结果具有统计学的可重复性，所以被认为是科学的心理学。需要指出的是，冯特所研究的感觉能力是人类心理活动中最稳定、最低级的心理功能。如果以同样的研究方法对人的高级心理功能诸如情感、意志等进行定量的群体统计研究，那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这些高级心理活动是随时都在变化着的、个体差异性极大的、难以客观定量的，所以只能对它们进行描述性的观察研究。

德国精神病学家克雷丕林对精神病人的心理现象进行了观察和描述，由他所奠基建立的“现象学的精神病学（phenomenological psychiatry）”，现在已被认为是科学。现象学的精神病学的重点是对精神病理现象进行客观的描述，回答了精神病理现象“是什么”的问题，却没有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又被称作是“深层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它不仅细致观察描述了心理活动的表现，回答了精神病理现象“是什么”的问题，而且更深入分析了其深层的原因以及深层心理原因与心理活动表面现象之间的动态联系，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因此，精神分析学又被称作是“精神动力学的精神病学（psychodynamic psychiatry）”。

人们会批评说，弗洛伊德只是采用个案观察的临床方法而没有采取定量的、群体统计的方法进行研究，所以他的结论不可靠，没有可重复性。实际上，个案观察的方法已被证明是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之一，现在仍然在科学研究中继续使用。弗洛伊德所观察到的神经症病人的精神病理现象已被后来的许多精神分析医生的临床观察所重复发现并得到证实，所谓没有“可重复性”，只是说没有统计学上的可重复性。统计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心理活动的个体差异性很大，采取群体统计的方法所发现的是心理活动的共性，它丢失了个体差异性方面的大量信息。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没有对个体心理活动的全面认识，又怎能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它们的共性呢？采用个案观察的研究方法发现个体心理活动的规律性怎能说是不科学的呢？

精神分析理论中最受怀疑的是它的“潜意识”理论。人们会问：既然潜意识是不被意识的心理活动，那又如何确定它的存在呢？发现潜意识的存在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最初弗洛伊德采用催眠术的方法，发现癔症病人在催眠状态下可以回忆起清醒状态时失去记忆的早年的心理创伤事件。后来，为了扩大适应症，他采取自由联想的方法也同样发现了潜意识的存在，后来也为许多的精神分析学心理学家的大量临床观察所证实。因此，潜意识绝不是弗洛伊德的个人臆想或凭空杜撰。每个人当前正在进行的各种心理活动都是在过去的知识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过去的生活经验在不被意识所觉察的情况下仍然对现在的心理活动产生着某种程度的影响，这些对现在的心理活动仍然起作用的过去的知识和经验就构成了心理活动的潜意识部分。

人们可能还会问，怎么知道过去的生活经历至今还会影响人的心理活动呢？或者进一步说，怎么知道现在的神经症症状与过去的心理症结有关呢？我们说，既然过去的生活经历作为当前心理活动的基础，当前的心理活动是在过去的知识、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那它必然会影响着当前的心理活动，肯定参与了现在神经症症状的形成。这一假设可以通过一旦病人领悟到他的潜意识心理症结时其神经症症状会立即消失的临床疗效所证实。

现在有一种倾向，大家都在努力寻找各种心理障碍的生物学病因，似乎只有找到心理障碍的生物学病因才是科学的发现，如试图发现精神分裂症的病理生化改变以及它的遗传基因。可实际上不尽如此，例如失恋的人会出现一度的情绪极度低落，能说他是由大脑的生化改变引起或由遗传基因决定的吗？这时大脑肯定会有相应的生物化学改变，但它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失恋这一心理事件。在心理层面内提出精神病理现象形成的心理原因也同样是科学发现，精神分析理论正是为我们寻找导致心理障碍的心理原因提供了范型或模式。

当然，人的心理活动既服从物质运动的因果律，同时还是有目的性的、指向未来的，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因果决定论后来受到了如荣格、阿德勒、霍妮、埃里克森等许多心理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人的指向未来的个人理想、愿望、追求等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同样产生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影响。重视心理活动的目的性并不否定潜意识作用的因果性，而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因为两者是统一的、并行不悖的。在对形成神经症的心理机制进行心理层面的研究时，只有坚持因果论与目的论的统一才是全面、正确的。

四．精神分析理论是否符合中国人的心理活动的“国情”

引进国外的东西，首先要考虑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西医主要是治疗躯体疾病的西方医学，东西方人属于不同的种族，在生理方面是有差异的，但是就整体而言，这种差异是不大的，所以外国人发明的治疗癌症、心脏病等疾病的药物对中国病人同样有效。在心理活动方面，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差异主要是存在于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心理活动的内容方面，但在心理活动的形式和基本规律方面几乎是没有差异的。正是因为东西方人在心理活动的形式和基本规律方面是基本相同的，西方的现象学的精神病学才可以被引入中国用以诊断治疗中国的精神病人。精神分析理论是弗洛伊德在欧洲神经症病人身上总结出来的心理活动的动态规律，它所揭示的心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受文化习俗和种族的影响不是太大，而影响较大的是在心理活动的内容方面。我们刚开始学习精神分析理论时也曾担心它对中国人是否适用，特别是其中的性驱力理论，我们猜想中国人绝不会象西方人那样强烈地受性驱力的影响。可是后来，通过治疗一些中国的心理障碍的病人，分析他们的内心活动，发现中国人也有潜意识，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也可以同样地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幼年的生活事件同样正在影响着现在的心理活动，中国人的性驱力对整个人心理活动的影响一点儿都不比外国人小。精神分析疗法对治疗中国心理障碍病人同样有效。临床治疗的事实表明，引进西方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基本符合中国人的心理 “国情”的。当然今后在引用精神分析疗法的过程中也应注意研究中国人与外国人在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神经症病人心理活动的影响，争取逐步发展形成能够照顾到中国文化特点的中国精神分析治疗的理论与方法。

五．介绍精神分析疗法的书很多，读了书就学会了治疗

不少心理医生读过很多有关精神分析方面的书籍文章，他们对精神分析理论并不陌生，甚至可以称作是“精神分析理论家”。实际上，精神分析既是一整套理论，同时也是一种临床治疗方法。读书可以了解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观点，却不能学会治疗方法，这就如同读过“庖丁解牛”的文章后自己仍然不会实际解牛一样。精神分析疗法有很多的临床操作技法，这些技法仅只通过读书是无法获得的，只有通过精神分析临床培训才能具体掌握，才能学会如何将精神分析的理论观点具体应用于每一个前来寻求帮助的病人身上。那些未曾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精神分析医生”们，有时候病人对他们产生了移情，反复纠缠，令医生感到厌烦，医生却不知道这是移情的缘故，更不知道如何处理移情，甚至认为是病人在无理取闹、胡搅蛮缠、死不“认帐”，从而拒绝为病人继续治疗，甚至批评训斥病人、把病人赶走，对移情产生恐惧心理。还有的医生声称自己做的是精神分析治疗，可实际上只是一般的支持性心理治疗或是认知、行为治疗。这时，如果治疗效果不佳，就抱怨精神分析疗法不起作用。精神分析医生的临床培训有一个特殊的要求，那就是要求心理医生首先要被分析，而且在受过数百小时的自我分析后，在以后的工作中还要经常得到老师或顾问的督导分析。在我国，目前很多地区还不具备接受督导分析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治疗者可以通过小组定期讨论来解决自己在治疗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中国目前的有些心理医生是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甚至有的是因为自己身体有残疾，无法从事其它的工作，就挂上心理咨询的牌子，当上了“心理医生”。还有的是自己本来就有严重的心理障碍，自己的心理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就去治疗别人，结果不仅不能真正有效的帮助别人，甚至最终自己也陷入“泥潭”、无力自拔，痛苦至极，自杀身亡。这就是为什么个别著名热线主持人最后选择自杀归途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认为，中国的心理医生应尽早克服对精神分析疗法的各种偏见和误解，尽快努力学习掌握精神分析疗法这门技术，为更多的需要精神分析治疗帮助的人解除心灵的痛苦和烦恼，为提高中国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发展中国心理卫生事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