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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爱三原则”

---（方刚）

 

我所敬重的性学家李银河教授，约在十年前，提出了“性爱三原则”，即：自愿、成人、私密。这三个原则，非常大地影响了中国人，人们为之争论不休。性自由者奉之为宝，性专制者斥之为毒。是否信奉“性爱三原则”，一时间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人性权意识的标准。

　　但事实上，以性人权的视角看，李老师的“性爱三原则”还是有欠缺的。过去几年间，我在课堂上讲性人权的时候，会一直以“性爱三原则”举例，请学生分析其欠缺。我非常高兴地看到，2012年岁末，李银河教授发表关于“性爱自愿年龄限”的博客文章，在这文章中，她事实上否定了当年自己提出的“性爱三原则”。这是真正的大智者的态度。

　　需要肯定的是，在十年前，提出“性爱三原则”，在中国社会是非常进步的，也极大地推进了主流社会性价值观的多元化。在这过程中，李银河老师也背负了种种污名。如果当时提“性人权”，恐怕争议会更大一些。走得太快，未必是好事。但是，今天确实应该以性人权为出发点，颠覆“性爱三原则”了。

　　性人权理论的基本主张是：性属于人权的一部分，人权与生俱来，不应该被剥夺，不可以转让。性人权是天赋权利，包括性自由权、性平等权、追求性福权。即：每个人都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在性上可以自由选择；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性倾向、性行为方式，都是平等的，都具有追求和获得性的快乐享受的权利。

　　以这个视角审视“性爱三原则”，我认为：除了“自愿”是符合性人权的，其它二个原则，“成人”、“私密”，都可能成为侵犯性人权的籍口。

　　“自愿”当然重要，因为如果不是自愿的，我不想做，你强迫我做，那就是强奸。我不自愿做，那当然你就侵犯我的人权了，所以这个标准没有问题，因为它是和人权一致的。

　　但是另二个标准就有问题了。

 

一，质疑“成人”标准

　　为什么说“成人”标准有问题？

　　第一，关于成人的标准不一样，国际社会通常说18岁算成人，但是不同国家、地区，会有不同的标准。可见，人类对于“成人”是有争论的，对于什么年龄能够承担各种责任，是有不同看法的。倒底是用哪个标准？就算都用18岁的标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第二，18岁这个标准，是人制订的吗？当然是人制订的。人制订的就可以拿来反思。假设明天我过18岁生日，我今天晚上跟我的女朋友做爱了，那我就是“缺德”的，我睡一宿觉转天再做爱，我就是积德的了，非常荒唐。任何标准都不能避免其刻板性。

　　第三，以年龄为标准，能够确定一个人是否成熟，是否具有支配自己身体的能力吗？假设我从两三岁就开始接受性教育，包括如何自我保护，如何决定自己身体使用权的性教育。那么我可能刚刚13岁，我就懂得哪些是我不想要的性，哪些是我想要的性，性对我的好处以及可能的伤害，这些我全都懂了，我的性是自主的。但是，因为我“未成年”，所以我就被认为没有做爱的权利。而另一个人，可能已经220岁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受过好的性教育，不懂得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也不懂得性的安全，但是因为他成年了，所以社会就支持他做爱，而反对未成年却什么都懂的我做爱。这不是更荒唐吗？

　　第四，我们需要想一想：人类真的越来越退化了吗？以我的祖父母为例，我的祖父15岁娶了我的祖母，那年我的祖母17岁。过了一年他们生了我爸，后来我爸结婚又生了我。我爸和我都180高，身体和智力健康。你看原来我们的祖辈、祖祖辈都是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我们这些人长这么大，我们今天和我们的祖辈比起来，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多了，营养越来越好了，身体发育越来越好了，我们的知识、思维、各种决定能力越来越强了，惟独我们做爱的年龄要被推后，这本身不是很奇怪的吗？

　　第五，未成年人，他没有性人权吗？他的身体权要被剥夺吗？人权是与生俱来的，仅仅因为他未满18岁就要以“保护”的名义把他天赋的权利“暂时封存”吗？谁有权利决定这个事？

　　当然，一种陈辞滥调是：未成年人不懂得性的自我保护，不会既保护自己又不伤害他人地行使性人权，所以为了爱护他们才暂时剥夺他们的权利。这又是非常荒唐的论述。剥夺权利不可能真正达到爱护的目的，“赋权”才是真正的爱护。真的想保护他们，就从他们一出生便进行正确的、行之有效的、“赋权”的性教育吧！学会行使自己的性权并不困难，欧洲性教育模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孩子可以学会变态的奥数，不能学会自己的身体自主权？如果他们因为“性”使自己和他人受伤，一定是家长、学校、社会没有提供好的性教育的责任，不要以惩罚他们来逃避自己的罪过，最应该惩罚的是成年人！

 

二，挑战“私密”标准

　　李老师提出的“性爱三原则”中，还有一个“私密”的标准。冷眼看起来貌似没有问题，谁会跑到大街上做爱呢？我自己也不会跑到大街上去做，你让我去我也不去。但是这里的问题是：我去不去是一回事，我有没有权利去是另一回事。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是公共场合，公共场合属于全体公民所共有，每个人都有使用它的权利。以北京的国家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为例，那是一个所有人共有的场所，既然为所有人所共有，就可以允许有人在那儿放风筝，有人谈恋爱，有人扭秧歌，有人“打野炮”，就是这么简单。你不能唯独规定“打野炮”不行，扭秧歌放风筝等等都行。

　　性是不是应该隐秘地做，应该由那两个做爱的人来决定。还是那句话：性是他们的人权，不是别人的。

　　可能有人会反对了：你打野炮影响到我了。我正放风筝呢，没看到你们在我脚底下做爱，结果把我绊倒了，风筝也跑了，你看你在那儿做爱影响我的权利了。但是这两个做爱的人也同样可以反问那个放风筝的人：我们正做的好好的，你踢了我一脚，把我吓阳萎了，你也侵犯我的权益了。但现实生活中，通常放风筝的会谴责那个做爱的影响了自己，但做爱的不敢谴责那个放风筝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仍然把性“污名化”了。

　　当性被规定要“私密”地做时，不就是认为它是“见不得人”的吗？“私密性”这个原则，不仅侵犯了我们对公共场所、公共空间的使用权，还通过将性界定为“应该隐秘地做”，而强化了针对它的罪恶感、羞耻感，至少是羞怯感。

　　有人说：我不想看他们做，但他们如果在公共场合做，被我看到，我很难受。但我要问：你以为别人都爱看你们在公场合放风筝和扭秧歌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街头接吻，会被认为是非常不道德的事，会被主流媒体的“道德法庭”栏目谴责。我记忆犹新的一句话就是：“这种事应该回家关起门做，不要在大街上丢人。”今天，我们对于公共场所接吻的人，不会再这样看了，甚至会觉得很美，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因为他们在表达爱情。也许哪一天，我们对于公共场所做爱的人的看法，也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

　　我说这些并不是鼓励大家都到公共场所去做，但是在公共场所表达亲密关系是一种权利。我们对公共空间拥有使用权。我的使用权不应该被剥夺，但我是否真的使用这种权利，是另一回事。

　　据说夏天的傍晚，在国家奥体森林公园里，很多人会在角落处做爱。如果你碰到，悄悄地绕开吧，不要踢到他们，不要打扰他们，让他们享受自己的时光吧。打野炮，有打野炮的乐趣！

　　颠覆了“性爱三原则”中的两个，就只余下“自愿”了。“自愿”是什么？就是人权。性道德是什么？尊重人权的道德是真道德，反对人权的道德是假道德！所以，从现今起，让我们仅仅以“是否符合性人权”来判断一个人的性吧！

2012年12月30日

 

刘植荣：与李银河方刚商榷“性爱三原则”

兼论西方社会的性爱原则

 

2013-01-06

　　编者按：2012年12月30日，方刚教授在其博客发表了《颠覆“性爱三原则”》一文，对李银河博士提出的“性爱三原则”提出了质疑，一时成为网络的热门话题。那么，国外社会对性文化秉持的主流原则是怎样的呢？独立学者刘植荣曾对国外性文化作过深入研究，他认为“性与生俱来，但不能胡来”是国际社会通行的性爱原则。

 

李银河和方刚提出了什么“惊世骇俗”的性话题？

　　2012年12月30日，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教授在其博客发表了《颠覆“性爱三原则”》一文，对中国性学家李银河博士提出的“性爱三原则”提出质疑。

　　李银河提出的“性爱三原则”即“自愿、成人、私密”，她认为，不管何种形式的性爱，只要遵守“性爱三原则”，就应像人权那样受到保护；对性的约束越宽松，社会越和谐。

　　方刚对李银河提出的“成人”才能有性爱反驳道：“假设明天我过18岁生日，我今天晚上跟我的女朋友做爱了，那我就是‘缺德’的，我睡一宿觉转天再做爱，我就是积德的了，非常荒唐。”

　　方刚对李银河提出的爱要“私密”地做辩称，这是让人对做爱有“罪恶感、羞耻感，至少是羞怯感”，并推测，将来在公共场所做爱会像现在街头接吻一样，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从这篇檄文看，方刚和李银河都提倡性自由，追求“杯水主义”，只不过是李银河含蓄地提出“性爱三原则”，而方刚倡导的性自由比李银河倡导的性自由更自由，认为不应该对性爱有任何约束，也就是“性爱无原则”。

 

性与生俱来

　　人们对性的态度，大多源于宗教。

　　拿基督教来说，全能的耶和华上帝最初造人，他本可以用泥土一次造出亿万个人来，可他没那么做，而是先造一个男人亚当，然后，再从这个男人身上抽出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夏娃，让他们成为夫妻，让他们之间有性爱，人类就这样繁衍开来了。上帝之所以这样造人，是因为他想让人类有血缘关系，让普天下的人都是兄弟姐妹，这更有利于人们相亲相爱。

　　按照基督教思想，人类除了亚当和夏娃，任何人都是一男一女性结合的结果，性是人类繁衍的“原动力”，性是生命的源泉。

　　作为动物的人与其他动物在生理需求上没什么不同。性，和吃奶、吃食物一样，是动物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无师自通。但是，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对性的感受和认识肯定有别于其他低级动物，人可以从性爱中得到乐趣，使身心得到愉悦，也就是人们说的“性福”。人的性得不到满足，如同温饱没有得到解决一样，必然会引起生理上的不适，影响身体健康。正如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在《幸福论》中写的那样:“对性的追求也是对幸福的追求,对性爱的追求与个人对幸福追求的密切一致，是最高的人生享乐。”

 

性压抑与性解放

　　不少性学家认为，人类从17世纪开始，就进入了性压抑时代，谈性就是反抗性压抑，对性压抑的谴责使人有革命般的快感。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威尔海姆·赖希（1897-1957）是“性解放”的鼻祖，他把性看作是一切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动力:“没有性解放的社会，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

　　追求性自由的人认为，做爱不应该受到任何约束，只要两厢情愿，只要不对社会造成危害，爱不管在何时、何地都可以做。事实上，这种观点与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格格不入，因为它没有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没有让人走出野蛮。而人走出野蛮的一个标志就是有自制力，也就是能克服动物的一些本能，正如英国伦理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的那样:“一个人如果不能自制，他就没有德性。”

　　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就不赞同性压抑说，他认为：当代西方社会中的性解放和扩大了的性自由造成的性放纵，实际上是对性爱的压抑，因为它使性关系依附于社会关系，性活动越来越被利用为使人更加顺从社会的手段，而不是纯粹使人快乐的活动了。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雄辩家阿波罗多鲁斯说：“我们在情妇身上寻欢作乐，女仆日复一日照看我们的身体，妻子养育合法的孩子，并妥善地管理家务。”可见，自古以来，妇女就缺乏“性人权”，遭受男人的性奴役。

　　要想性自由，必须首先使身体自由。如果人不能掌控自己的身体，性自由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美国妇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玛格丽特·桑格（1879-1966）认为：“女人只有能够掌控了自己的身体，她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她在违犯当时法律的情况下开避孕诊所，为妇女提供避孕药具和避孕技术指导，其目的就是让妇女避免在性爱中怀孕，只有不怀孕才能使身体自由，进而享受性自由，在做爱中享受乐趣。

　　所以说，不管何种形式的性自由，必须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尊重生命，尊重在做爱中可能会怀上的孩子的生命，这是性爱的最起码的道德要求。

 

性与年龄

　　方刚与李银河争论性与年龄的问题，其实，一个大前提他们都没提到，那就是什么叫“性”。

　　美国性学家阿尔弗雷德·C·金西（1894-1956）认为，性是指一切可能促使性行为主体达到性高潮的活动的总和。按照金西对性的定义，性包括自身性行为，也就是单一性行为主体，如性幻想、梦遗、手淫等；也包括社会性行为，即多个性行为主体，即与他人共同实施性行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性，讨论性与年龄的问题就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自身性行为伴随着人的一生，根本就不存在年龄的限制。

　　关于社会性行为，各国法律都有规定，与不到某一年龄的人发生性关系就是犯罪，而不考虑其是否自愿。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人对人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的结果，因为在年少发生性关系会给身体健康带来极大的摧残。也正因为如此，各国法律都规定了结婚年龄，就是避免过早的性行为给身体带来的不利影响。

　　例如，在17世纪中叶，俄国教会把结婚的最低年龄规定为女子12岁，男子15岁。1830年，俄国沙皇与教会协商，“为了避免众所周知的低龄结婚的有害后果”，把结婚年龄提高到女子16岁，男子18岁。但在19世纪，俄国民间普遍存在早婚现象，甚至请求允许女子在12-15岁结婚。这时，教会便与世俗社会达成了妥协，允许女子把结婚年龄提前到12岁，但要有“生理成熟医学证明”。多数女子不找医生，而找僧侣充当生理成熟鉴定员，以便更容易地获得“生理成熟医学证明”。

　　现在，很多国家虽然法律规定了结婚年龄，但早婚早育现象仍很普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让位于传统与习惯，默认这种事实婚姻。我在非洲考察教育时，常见中学女生在课间给自己的孩子喂奶，12-14岁的女生辍学回家生孩子的现象也并不少见。

 

性与婚姻

　　人们对性道德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性、爱与家庭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完全吻合。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变化。在过去，人们不结婚被看作是一种变态，现在终身不婚的人越来越多，这已被社会所接受，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人无需靠结婚生子来养老。

　　我在法国留学时，与同在巴黎的中科院的一个留学生相约周末过去包饺子请房东一家。房东是位七十来岁的老太太，年轻时就离婚了。当她儿子飞利浦带着一个女人和3个孩子到来后，我与他们寒暄，随口问房东老太：来的这个女人就是你儿媳吧。房东摇摇头说：不是儿媳，是儿子的同居者。

　　在法国，非婚同居现象很普遍，每年的新生儿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非婚生。所以，法国很多法律不断修改，以符合这种变化了的家庭模式。法国的各种表格，用“同居者”取代“配偶”一词已成了一种趋势，因为“配偶”必须是有婚姻存续关系，而“同居者”则不管结婚与否，只要住在一起就符合要求。“婚外性关系不道德”显然不符合这种变化了的社会关系。

　　在中世纪，欧洲有种普遍认识，那就是偷情出生的孩子身强力壮，性情暴烈，足智多谋，打起仗来或在爱情上都很狂热，人人惧怕他们，尊敬他们。所以，偷情也曾时髦过。

　　俄国东正教在1905-1912年间，教会批准了19296起离婚案件，因偷情离婚者有18801起，占97.4%，无房事能力离婚449起，占2.3%。从这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偷情的普遍性。

　　我在埃塞俄比亚工作时，当地的人经常给我讲述一个偷情的故事，那就是古埃塞俄比亚的示巴女王与古以色列的所罗门王的偷情。

　　示巴女王到访时，所罗门被风情万种、绰约多姿的示巴女王所吸引，两人双双坠入了爱河。示巴女王怀上了所罗门的孩子。示巴女王回国后生下个男孩，取名埃布纳·哈基姆。埃布纳长大后，示巴女王把王位让给了儿子，埃布纳被尊称为“万王之王”门尼力克一世，开创了阿克苏姆王国和传世225代的“所罗门王朝”。现在，许多埃塞俄比亚人相信自己是所罗门王的后代，为自己是“婊子养的”的后代感到自豪。

 

“自愿”就可以“乱爱”吗？

　　李银河和方刚都赞成只要“自愿”做爱，就享受“性人权”，不但不应被干涉，还应受到保护。

　　我们早已走出了野蛮，而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实就是对个性自由的压抑，法律的产生必然会约束人的某些行为，包括性行为，对人性的自然状态加以限制，让人有别于其他动物，让人道德起来。

　　其实，现在各种社会中对性行为的规范，都与当地的文化有关，而文化又依赖于自然环境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很多国家法律规定近亲不能结婚，说是影响下一代的健康，可在非洲一些部落，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如果你问一个非洲土著居民想娶自己的妹妹吗，这个土著会疑惑不解地反问你：“怎么？你想娶你的妹妹吗？你犯病了吧？难道你不愿意有大舅子小舅子吗？难道你不明白。如果你娶了自己的妹妹，那你不会多出一个亲戚来。这样，那你跟谁去打猎？你上谁家去串亲戚呢？”

　　对性行为的规范是随着人类有组织的社会出现而产生的。既然对性的规范是集体意志的产物，这必然会对少数个体造成限制。卖淫虽然是双方自愿，但不少国家都规定卖淫非法，组织卖淫、卖淫、嫖娼是要坐牢的。

　　乱伦，也被世界几乎所有文化所不接受。1215年，基督教把乱伦罪定在四代血亲上。在法国，拿破仑刑法典颁布前，乱伦都是死罪，但现在乱伦只要不涉及未成年人和双方愿意，则一般不予追究，但这并不代表社会道德对乱伦的认可。

　　所以说，用自愿不自愿来衡量性爱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必然会引起与法律和习俗的冲突，根本就无法操作。

 

性的私密性

　　上文业已论述，人的性爱是宗教，是文化，是道德。动物可以在大街上当众交媾，但人在公共场所众目睽睽之下做爱是人类文明所不能接受的。

　　如今，不少国家立法，明文禁止在一些公共场所做爱。例如，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法令就禁止在海滩等公众场所做爱，违者将处以400-1000欧元的罚款，不交罚款者要坐牢。当然，这一立法也遭到一些人的抗议，认为对一些贫穷的情侣来说，家里住房紧张做爱不方便，可又没钱到旅馆开房，不让他们在大自然享受性爱的快乐，这是对人性的摧残。

　　就是那些不禁止在公共场所做爱的国家，对在公共场所做爱的方式也有要求。意大利的法律要求在公共场所做爱必须隐蔽，不得被他人看到，否则就是违法。

　　按照法国法律的规定，“站街女”如果主动与人搭讪拉客，在酒店等公共场所进行性交易，那就是违法。

　　但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一些民族和部落也确实存在性公开的现象，但这仅是婚姻习俗中的一个程序，并非一贯如此。例如，在喀麦隆，新婚第一夜晚新娘的公公带头“听洞房”，夫妻圆房后，如果新娘是处女，公公会高兴地让新娘的姑姑们帮她洗身体，给她身上涂油，公公还要向儿媳的脚上洒水，以示祝福。非洲还有一些部落，新婚第一夜，新娘的妈妈要在床下指导做爱，传授做爱技巧。

 

性不能胡来

　　法国文坛巨匠维克多·雨果（1802-1885）写道：“爱就是行动”。“女人需要爱，男人需要性”这个古老的观念早就不灵验了，现在，女人对爱与性的追求与感受与男人没什么不同。人们追求性爱，是因为它能给身心带来愉悦。但是，人的性与其他动物的性有本质的不同，那就是人的性有它本身的社会属性。

　　一些性学家提出“性爱三原则”或“性爱无原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只不过是“杯水主义”的翻版而已。

　　性与生俱来，但不能胡来。人在追求性爱享受时，不要忘记自己是个有别于低级动物的人，既然是人，就要遵守他所在社会传统文化和各种规范。说性是圣洁的，那性必须把性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而不是用性去交换其他利益。

　　由此看来，性爱有原则的，不遵守这些原则，也就失去了做人的道德基础，这是对社会文明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