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位置与分析的结束

 Marie-Hélène Brou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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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异）者：李新雨 
    在这个发言中我想为下面的论题辩护：对于分析家的通过和由此产生的分析的结束的定义，与性化理论在精神分析中的进展是相关的。因此我的主张是，对于分析家并从而对于向他要求他的产生的分析工作的任何定义，都对应着一个性化的概念。这一论题隐含了几个观点的发展。
    首先，为什么要把性和分析家的培养（formation）连在一起？让我们回想一下，精神分析的领域是性的领域，精神分析针对的只是性的临床。正是在那里我们处理了享乐（jouissance）在一个无意识的主体上的效果——这个无意识的主体是由其在语言中的捕获所决定的。因此，享乐到无意识的扭结是一个分析的真正对象。
    另一方面，精神分析隐含着一个对性的定义：性化。这种观点并不像注意到性别的生物性实在（由男女差异所定义的人种）及其象征性决定（即，由语言的结构和能指的隘路强加在主体上的不同解决）之间的不一致那样着重这一过程的年代学发展维度。性化因而是一个复杂的认同和分析的过程，它是认同下降的运动，并因此有着抵达享乐（享乐支撑着主体）与认同（主体以此掩盖它）之间的分离点的目的。
    最后，我正提出的这个论题意味着，性的享乐到无意识的扭结——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向形式化开放的，并因而是可传递的。没有离开认识论的临床，这是精神分析的伦理学方面之一。弗洛伊德事业是与不可言说、无法表达的集团相反的知识的形式化事业。可以证实的是，所有为分析性知识的精心制作做出贡献的分析家都常常在暗中受到引导去构想一种性化理论——尽管我在这里不会这样做——而这造成了他们关于治疗的结束的概念依赖于他们的性化理论。关于实在的形式化——在精神分析中与在其他领域中一样——修改了实在的框架。我将考虑的只是关于拉康教学的这一链接，因为正是在他教学的基础上这种观点才清晰地呈现了出来。然而只有在这一介入的界限之内我才能做这么做——不是以一种系统的和博学的方式，如肯定是适当的那样，而是从在揭示给我的通过问题上推动我的当前工作现状开始。
    弗洛伊德对于性化的研究呈现了一种俄狄浦斯神话的形式。这一史诗般的形式允许弗洛伊德把结构当作性化的动力学来研究，并以一种想象的形式把性的、创伤的身体的享乐到无意识的扭结当作秩序化的能指的集合来理解。我们知道拉康用父性隐喻重新解释了这个弗洛伊德式的性化。因而，治疗的结束的概念是经由父性隐喻的书写——也就是说经由父亲的名义与母亲的欲望的功能的连接——而被展开到这一相关的俄狄浦斯的形式化的。在1991年1月的一次研讨班中，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Miller）详细阐述了拉康教学年表关于分析家的培养与精神分析的传递的有问题形成。米勒研究了阳具概念在关于分析的结束的理论化中的修改。我们还知道阳具是在男性和女性的性别位置的定义中的关键能治。在1958年以及在60年代初，也就是说，特别是在《阳具的意指》与《关于丹尼尔•拉加什的报告的评论》中，阳具的功能组织起来了以一个独特的能指——即，阳具——为基础的最小结合，并允许了关于男性和女性欲望的两个公式的产生：Φ（a）与A（φ）。因此，分析也是在阳具功能的基础上来思考的。阳具同样是欲望的标记，以至于分析的结束是从这一标记的显露和揭示的观点中来考虑的。拉康在那时给予术语“标记”（marque）的意义不同于它将之所是——例如在意大利语的注解中。当时他在《阳具的意指》中提到了一个能指的标记，这是关于语言影响主体的一个去不掉的标记。分析的结束考虑到了欲望的阳具标记这一去不掉的、无法超越的方面。这个顿悟（epiphany）与父亲的名义是严格相关的；关于母亲的欲望的某种无法命名的东西是由阳具的缺失象征化的，结果导致了象征性法则的功能。因为阳具由能指的禁欲（signifying mortification）产生，所以它是生命感的能指。我刚才引用的这两个公式继而取代了弗洛伊德关于阉割焦虑和阴茎嫉羡的解决。因此分析结束在阳具的主人能指上，它被揭示为在父性功能的阴影中运作的欲望的春天。从这种观点来看，《治疗的方向》一文的结尾处描绘了分析家的肖像，结果弗洛伊德这个“欲望之人”揭开了“这个独一无二的能指”的面纱，这个能指言说着生命的唯一意义，即，欲望由于能指的禁欲这个特别的事实而被带向了死亡。
    阳具的另一个定义早在《著作集》的结尾处就已经显现了出来，通过强调它与他者的阉割的相关，阳具被放在了恐怖症（phobia）以及首要的物神（fetish）的观点中，是允许主体将自身维持在“对此我什么也不想知道”的位置中的一个元素。恐怖症和物神是神经症主体对于母亲的阉割以及——出于同样的原因——对于两性差异的两种可能的回答（反应）。在《科学与真理》的结尾处，拉康在以这种方式所定义的阳具的基础上针对治疗的结束构想了两种可能的结果——恐怖症与恋物癖。阳具不再被构想为象征性的——在主体身上证明了其与语言的关系的一道杠（barre），而是被构想为贡献给面纱的一个缺失点的“指示符”（index）。雅克—阿兰•米勒强调说，欲望的阳具标记于是揭示了压抑的中心点，并且阳具到其物神功能的缩减考虑到了主体在分析结束时朝向去阳具化（dephallicization）的运动。然而与此相关，这一去阳具化打开了关于性化的另一种观点。在那时以前，后者在“阳具”能指的基础上仍然是向形式化开放的，并因此严格依赖于父性功能的普遍性，“父亲的名义”的隐喻允许了父亲与母亲之间关系的书写。这个对于阳具的定义——作为物神，并因此作为他者阉割的面纱——打开了一种超越俄狄浦斯并朝向无法书写的性关系的方式。
    欲望的去阳具化运动发生在关于两个弗洛伊德神话的评论中，也就是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反面》中的俄狄浦斯神话与研讨班《精神分析家的知道》中的厄洛斯神话。拉康遵循的思路仍然是弗洛伊德的欲望，而且正是从弗洛伊德的绊脚石那里拉康发现了一个不同的分析家的位置。
    通过处理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反面》中的某些段落，我在别的地方已经揭露了一个事实，即，拉康用父性隐喻的概念说明了他对弗洛伊德式的父亲的神话的解释，但是除此重新解释之外，它们的结构分析同样考虑到了关于弗洛伊德的欲望——即，分析家的欲望——的锚定点（point decapiton）的表述；这是一个使欲望与法律相等同的欲望，也是说以享乐为条件的死亡的父亲的功能：对于弗洛伊德而言，在阳具之外是没有任何救赎的。这种分析允许拉康把分析的结束和性化移向不受父亲和阳具功能的普遍性的限制的一个经验范围。在这里我将不再处理它。但是让我们强调两点。首先，阉割不再是基于象征的登录而是从实在的登录来定义的：阉割并不是一个幻想，“经由能指的效果而引入的正是实在的运作，这个能指可以是与性有关的任何能指”。我们可以看到，性化的地位由于一个事实而被修改了，即，拉康为了构想性欲——也就是说，为了只在能指他者的观点中构想阉割——而强调实在的登录，而不是把它保持在象征的登录。
    其次，“只有一个欲望的原因是这一运作的产物”并且“幻想支配着欲望的整个现实，也就是法律”。正是“实在的阉割”这一运作——如我们刚才定义它的那样——产生了对象，幻想的对象——一个完全不同的建构——将进入到与能指的主体的关系中。因此，对象a在其产生的水平上与将其蒙上面纱的“阳具”能指不是同一块布。
    性化不再被认为是父性隐喻的结构单独造成的结果，它要求着一个与能指的结合无关的实在被并入它。拉康在《关于丹尼尔•拉加什的报告的评论》中定义了性化：尽管它引入了阳具作为能指的这一主要简化，但是这个定义仍旧在弗洛伊德的阳具阶段（phallic stage）的旗帜下进行着，并意味着两性基于阳具轴心的对称。而这个放在性欲的实在上的强调要求着一个增补的建构。
    正如拉康在1969-70年纠结于弗洛伊德身上的父亲神话，并从而基于超越父亲的对象引入了一个关于性化的定位和一个关于治疗的结束的去阳具化，其后在1970-71年，在研讨班《精神分析家的知道》中，拉康经由关于厄洛斯神话的评论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一”（Un）——这允许他在象征秩序中思考性别的实在。
    在生物学方面，也就是说在实在方面有着两种性别：“我们肯定都知道这个事实，性别可以在那里、在看起来不尽相同的两个小小的细胞中被发现……以此为名，精神分析家相信有一种性关系”。因此，在实在的一面有着两种而不是没有关系。
    在能指方面，正是从阳具能指与父亲的例外中性别关系才得到了阐明。但是除了父性隐喻的铭刻之外再没有其他可被阐明的关系了：这个无法被男人和女人同化的父亲始终都受着母亲的污染。
    然而弗洛伊德式的厄洛斯神话正是为了能思考二可构成一而设计的，换句话说，爱欲（Eros）在那里宣称了一种关系的可能性。“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发现爱欲是通过由二构成‘一’——注意模棱两可的话——而建立的这个思想是一种奇怪的思想，从中发生了（由二构成一）这一极不寻常的思想，不过关于普遍的爱（universal love），弗洛伊德终其一生都在对此批判。生命的基础力量全然在于这一爱欲的交媾原则中”。
    在其关于厄洛斯的统一神话的评论中，拉康所关心的是，应该能在两性关系和交媾的思想的引入之外来思考“一”。 虽然如此，他没有基于阳具对于两性的唯一性来定义这个“一”，因为我们看到从性中一切都是非阳具化的那一时刻，也就是从“并非全部”（pas-toute）的能指被引入在死亡的父亲那边的那一时刻开始，阳具在性化中的优先位置就变得无法维系了。这一木桩引起那个可说成“一”的东西与这个天然神话相抗争，至于我引用了“没有什么是比关于什么是‘一’而引起的混淆更加危险的了”。为什么是危险的？因为“一”是从二的融合中获得的这一思想正是经由言语的力量被引入的，而且因为所有关于爱的临床迄今都未能将它展示出来，并且对于两性而言，有一个在爱情中成为“一”的问题。
    因而，拉康使集合的“一”对立于爱欲的“一”：集合由不同的元素组成，所有元素都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对于它们在其中被列举出来的想象或者次序却没有任何支撑。事实上，每个元素都是等价（se vaut）且重复的：拉康讲到了绝对差异的同一性（mêmeté）。正是在集合的“一”与重复元素的“一”之间的这一差异的基础上，拉康继续思考着一个主体的享乐的位置。以其结果来安置这一享乐的标记是可能的，并且从重复的“一”到产生差异的，不可列举的、不可数的“全然孤立的一”（One-all-alone）也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家就处在一个创伤的父母的位置上，如拉康在上述的研讨班中所说的，因为他必须回到一个独特的能指在一个特殊的言语中标记了身体的交界点那里，从而构成一个重复的享乐的标记。因此，父亲的“至少一个”（at-least-one）或者阳具能指的“一”不再向分析给出了其定位，因为后者同样要求在身体上的这个S1的锚定点的痕迹经由其重复被孤立出来，并在这个过程中与对象a分离开来。
    拉康从这两个弗洛伊德式神话的评论中制作了如下的进展。
    在父亲那边经由他的例外的缩减——这在精神分析中支撑着象征性阉割的普遍性以及对“一”的定义的寻求——的脚步一个数学模型上停了下来，这一数学模型允许它避开融合的关系，并陷入了它们与集合的列式的混淆，关于性化的四个公式在此之外构成了一个集合，如拉康在研讨班《精神分析的知道》中所言，“某人自己不可能在分析实践中的木桩上标定出正确的方向——就它处理着在一方面被一般性地定义为男人的这个东西而言，而另一方面，这个相关联的一方——同样被称作女人——对他不闻不问”。
    性化与分析的结束的定义之间的连接因此得到了建立。强调下面的原理看来是很重要的。
    关于治疗的结束有着一个拉康派的方向，因为拉康就性化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是一个双倍的步子：一方面，“欲望的去阳具化”与对于实在的“欲望的对象之因”的一个引人入胜的说明走到了一起，另一方面是性别位置的去系统化（de-symmetricisation），“一”是普遍男性的“一”，也就是说它包括了所有的主体，彼在的女性并不完全受到普遍性的支配，并因此达到了这个矛盾秩序的程度。任何分析因此都是基于集合来操作的，四个性化公式支撑分析家的罗盘是什么的陈述，这个陈述是与把言语的秩序建立起来的东西相对立的一个公理：“没有能够被书写的性关系”。
    因此，在分析结束的时候就产生了关于爱和欲望的一个新的辩证法。这一新鲜事物一方面是经由一个对于欲望的修改——欲望不再是单独作为阉割的压抑而是基于使主体的享乐具体化的对象来定义的——另一方面是经由一个对于爱的运作的颠倒而被引入的：爱从与实在的创伤的相遇走向阳具的必然性，即，从一个“并不被书写的停止”的偶然性走向一个“并不停止被书写”。在分析中，这一运动从阳具的必然性“这并不停止被书写”走向重新被发现的与实在的相遇的偶然性：对于一个主体而言，这已经是创伤性的。
    x –Φx”，也就是说它处在与实在的交界点上，这个点属于不可判定的秩序。因而，一方面爱是由“没有关系”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基于欲望的偶然性来理解分析家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所明确的是，分析家的位置区别于由阳具帝国所组织的一个欲望的位置，并且区别于仍然由对象所组织的一个女性的位置。$x Φx”中可以得到最终的书写与定义。把分析家的位置与女性的位置区分开的也不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并非全部”的公式只有在那里作为增补物才能支撑起关于“普遍性”的两个男性公式，因为任何女性的位置也是这样的情形。把分析家的位置与女性的位置区别开的是关于“不可能性”的公式，拉康将其写作：“"然而，分析是通过性化公式的集合而定位的说法，以及它从而要求女性的位置被看到的说法并没有授权我们说分析家处在一个女性的位置上。既然这样，那么是什么区分开了女性的位置与分析家的位置？我提出下面的思想：女性的位置与分析家的位置的共同点在于偶然性，让我提醒你们，这种偶然性是以与实在的相遇为特征的，这在“并非全部”的公式“（李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