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什么“爱”上劫匪？
古代，一位贤者被匪徒劫持。他没做任何反抗，所以没有激怒匪徒。
并且，他很快乐地把所有钱财和衣物交给了匪徒，然后匪徒放了他。
但在释放他之前，匪徒们很纳闷地问他：“为什么，我们抢了你的东西，你还这么快乐?”
他很通达地说，钱财容易带来灾难，今天我遭遇的事情是最明显的证据，现在你们把钱财拿走了，我觉得自己轻快多了，所以很高兴。
等这个贤者走开后，这一群匪徒仍在那里发呆。这时，一个匪徒突然说，这个人说话这么有见地，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放走，只怕我们会很危险，其他匪徒颔首称是。
于是，这群匪徒赶上去，抓住这个贤者，把他杀了。
这个故事说明，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做一个贤者是很危险的。
相反，做个糊涂虫，认同匪徒甚至对匪徒心怀感激，倒是可以保身的明智之举。
这就是在一个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这只是一件比较严重的案件。但接下来娜塔莎的表现却让这起案件立即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
据报道，在得知44岁的沃尔夫冈自杀的消息后，16岁的卡姆普什表现得有些悲伤，她对警方说：“在我看来，他完全没有必要自杀。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为他的死感到悲伤。”
显然，一起“生活”了8年后，被绑架者对绑架者产生了一些情感。警方和许多媒体因此而推测，和很多被绑架者一样，卡姆普什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即被绑架者对绑架者产生了一些正性的情感，譬如爱、同情和崇拜等，甚至因此对解救者产生了一些愤怒和攻击。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一个复杂的术语，简单的说法就是，既然生活太苦，而自己又对此无能为力，那就无妨爱上苦难甚至那些制造苦难的人，这样就不觉得自己有多苦了。
更精练的概括是：攻击可以攻击的人，但投降不可以攻击的人。
在我们的生活中，“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这种逻辑也常常可以见到，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糊涂哲学，也是一种很聪明的明哲保身之道。
恨你可以恨的，爱你不敢恨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1973年被发明的一个词汇。当年8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发生抢劫，两名劫匪绑架了4名人质，在地下金库把他们关押了131个小时，最后劫匪向警方投降。
但奇怪的是，危机结束后，所有的受害者都声明并不痛恨歹徒，他们感谢歹徒对他们的照顾，一名女人质甚至还爱上了一名劫匪并与其订婚。相反，他们对警方倒很有敌意，甚至在警方采取营救措施时还对抗警方。
这起案件让人们大跌眼睛，心理学家由此发明了一个词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来概括这一类心理特征：受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甚至协助加害人对抗解救他的人。
听上去，“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词汇。但实际上，这种心理在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娼妓、受虐妇女、乱伦等案件的受害者中非常常见。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几乎每次西方人质被劫匪释放后，这些人质都会表达对劫匪的感激，同时表达对西方国家、伊拉克安全部队等拯救者的愤怒。
看上去，这种表达显示了劫匪的“仁慈”和拯救者的“无能”，实际上，这是“恨你可以恨的，爱你绝对不可以恨的”这种保命哲学的体现。劫匪，是绝对不能得罪的，否则说不定哪天又被劫持甚至人头落地，但拯救者却是可以任意斥责的，无论你怎么攻击他们都不会有任何危险发生。
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4个条件
这种逻辑，有时是意识层面的“智慧”，我们知道这样做没问题。有时则是潜意识层面的“智慧”，即为了赢得劫匪的“仁慈”，我们干脆由衷地赞同劫匪甚至爱上劫匪。
譬如，25岁的德国女郎妮古拉，在非洲岛国哥斯达黎加度假时被一伙持冲锋枪的劫匪绑架了。75天后，正当德国人准备庆祝她的获释时，她却与绑匪维加双双坠入爱河。菲律宾女护士雷娜，她被劫持5个月后，心甘情愿地做起了匪首的小老婆，还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对媒体和警方极力袒护“丈夫”的罪行。
当然，不是所有被劫持者都会陷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研究者发现，要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至少要满足4个条件：
1)加害者的威胁非常直接，受害人绝对不能反抗，否则会付出生命代价。
2)加害者会给予一些小恩小惠，而不是一味地施以加害。
3)加害者对受害人实施信息封锁，让受害人无法接触到其他任何信息，而只能接受加害者的观点。
4)加害者让受害人相信，他绝对逃不出去，或者即便暂时逃出了，加害者也会找到他并施以更残酷的伤害。
如果满足这4个条件的话，只需要3~4天的时间，一些受害人就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认同加害者并站在加害者一方，甚至帮加害者对抗拯救者。
这其实也是“洗脑”的关键条件。只是，一般性的“洗脑”不会赤裸裸地威胁要折磨或杀害“被洗脑者”，但他们一定会让受害人感受到威胁。也就是说，“洗脑者”会稍微弱化第一个条件，但会强化第二个和第三个条件。至于第四个条件，“洗脑者”也没什么分别，他会绝对地限制“被洗脑者”的人身自由。
传销玩的就是这些手段，很多受害人也因此而变得“不可理喻”，他们一般只需要几天时间就变成传销的狂热信徒，并对父母、警方等拯救者产生攻击性情绪。
如果说，一般性的传销，玩的是稍微弱化的“斯德哥尔摩游戏”。那么，沃尔夫冈对卡姆普什所做的，则是加强版的“斯德哥尔摩游戏”。
认同无法摆脱的痛苦，才有活下去的勇气
首先，她被绑架时年龄很小，只有8岁。这样的话，信息封锁就更容易成功，而沃尔夫冈发出的威胁就会更容易发挥作用。
其次，卡姆普什被绑架的时间长达8年，这让沃尔夫冈的“洗脑”更加彻底。
我们都有一种普遍的心理：如果一种痛苦太难忍受又无法摆脱，就不如自欺欺人地对自己说，这其实并不痛苦，其实挺好。这样一来，我们就减少了心理冲突，内心就变得更安宁一些，虽然这是病态的安宁，但如果遭遇了绵绵不绝的痛苦，那么，这种病态的安宁可以让我们不完全丧失活下去的勇气。
对于卡姆普什来说，早一点完成这个心理过程，就可以少一点痛苦。
但关键是，如果这种向痛苦认同的心理过程持续得太长久了，它就可能会成为一个人的永久性的人格特征，让这个人只习惯痛苦，而不能接受爱与幸福。
再次，一方面，被加害时，弱小的卡姆普什没有反抗和逃跑的机会，另一方面，沃尔夫冈给予的小恩小惠要更多一些。在关押她的只有
沃尔夫冈这样做，让卡姆普什向加害者认同就显得尤其合理，相信沃尔夫冈也会8年如一日地对卡姆普什说，他把她关在地牢里，是对她好。
最后，卡姆普什在地牢里被至少关了6~7年，只是在最后一两年，估计因为卡姆普什对沃尔夫冈的“认同”和“好感”越来越多了，他才时不时让她出来“放风”，当邻居看到卡姆普什时，他们还以为她是沃尔夫冈的女友。
一个小女孩，在一个仅
这四个条件，卡姆普什做过概括，她对警方说：“他有时把我捧在掌心，有时却把我踩在脚底。”
所谓捧在掌心，即那些小恩小惠，让卡姆普什相信他对她好的胡言;所谓踩在脚底，即沃尔夫冈发出的真实的威胁，让她知道反抗会导致什么结果。
这四个加强版的条件，加在弱小的卡姆普什的身上，其效果比一般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会更加强烈，卡姆普什会在沃尔夫冈自杀后说她有点难过，这就一点也不稀奇了。
她没有勇气直面8年地狱般的生活
向苦难认同，向加害者示好，是一种生存手段。如果绝对无法反抗，那就不如接受，把自己变成个糊涂虫，这样才好生存。
然而，生命的另一种本能就是，既然有机会反抗或逃脱苦难，那还是要去做。
所以，尽管沃尔夫冈已然是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但当发现明显可以逃脱的机会时，卡姆普什还是逃了。
不过，从封闭的、没有自由的世界，回到开放的、充满自由的世界，和其他所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一样，卡姆普什会有一种不真实感，她会一时不相信自由是真的。
并且，8年的拘禁生涯已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如果她要直面现实，那她必须得承认，这8年时间她完全虚度了，她完全生活在痛苦之中。这意味着她要彻底否认这8年，承认她生命中的一半时间是被浪费了。
很少有人能有这种勇气，卡姆普什也一样。她甚至要为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时间做辩护，所以，她说：“我知道，我的成长经历跟许多同龄人不同，但是我并不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
这句话的意思是，别同情我，我骄傲着呢，谁说我这8年完全是痛苦，某些方面，我比你们还要强呢!
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一种自我欺骗。她运用的是一种“反向形成(即把事情往相反的方向说)”的心理防御机制，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理解，她其实想说的是：“我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
从太黑的地方走到阳光底下，我们都要眯一下眼睛，等适应之后才要完全睁开，以享受阳光。
卡姆普什也一样，她的地狱般的生涯太长了，她需要更长一段时间，才能逐渐明白，自己真的自由了，真的到了阳光地下了。或许，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她才能直面事实，从心理上完全接受自己有一个不堪回首的8年时光，她要为这8年而哭泣，她要彻底释放自己被压抑、被扭曲的恨意。
假若她从小有一个健康的家庭，父母都爱她，那么，她的心理会有一个健康的基础，这一段适应时间会比较短。如果，她的童年很糟糕，父母都不爱她，那么她可能一生都做不到直面这个事实，可能一生都要为沃尔夫冈辩护，说他多爱她，而她又多么同情他。
一开始，卡姆普什仍然拒绝见父母，但这并不能证明，她的父母是糟糕的、不合格的父母。因为，目前她仍然处于适应期，习惯了黑暗的她，需要一段时间逐渐适应光明。
此外，无论童年父母对她多好，她对父母都会有比较强烈的恨意。8岁的小女孩，被劫持的一开始，她一定会充满憧憬，相信父母会救她出来，但以前“万能”的父母这一次却什么都做不到。并且，一般情况下，沃尔夫冈和其他劫匪一样，也会在卡姆普什面前嘲笑她的父母，要么说他们无能，要么说他们根本就不爱她。最后，卡姆普什可能会断绝对父母等拯救者的期望，而完全站在沃尔夫冈这个绑架者的角度上看问题。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卡姆普什还需要有一段时间，释放对父母的攻击情绪。
最珍贵的爱和谅解，总是要到最后才能来，这是一种常见的规律。（武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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