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杀手.权力狂与恋尸癖
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几连跳的惨剧后,我看了上百篇相关网文,其中一些自称是富士康前员工们多一致谈到,他们会头痛。
例如,一名自称在富士康工作仅半年后来又移民加拿大的网友说,这种在富士康工作期间产生的头疼多年来一直挥之不去。
他们的这种头疼,可以称之为神经性头疼,主要是心理因素绝对的。
他们为什么会头疼呢?
这可以在好莱坞系列影片《谍影重重》中找到答案。这部影片中,一些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特工们为了“保护美国”,甘愿接受洗脑,将自己的记忆全部抹去,并接受特殊训练,最后成为价值3000万美元的超级杀手。
但这些超级杀手会有情绪不稳定的因素,所以需要监督,而影片中的男主人公杰森•伯恩(马特•达蒙饰),就在一次暗杀行动失败后彻底失去了记忆。此后,一方面CIA要将其杀人灭口,另一方面伯恩要找回失去的记忆,而这也意味着他还将要找回被洗脑前的记忆。
他们情绪不稳定的表现中,就有“头疼”。
在我的理解中,这种头疼,是因为别人的意志强行插入到自己头脑中,甚至貌似都成为了自己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但真实的自我意识会对这种外来的东西进行抵制,而这种强行插入的和抵制的斗争,就成了头疼。
杰森•伯恩是为了“保护美国”,而甘愿舍弃自我意志,这意味着,他是主动让别人的意志——主要是领导的意志——插入到自己头脑中。
那么,那些富士康的前员工们又是为了什么呢?
表面上,是因为生存压力,很多人觉得,得到富士康这样一份工作不易,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不得不接受富士康过于严格的管理体系。
譬如,一位记者对我说,他和富士康现员工们的7个QQ群有联系,他们均透露,在富士康,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并且不可越级反映问题。
绝对服从,就意味着要接受别人的意志强行插入自己头脑。
根本上,是因为在我们文化下,我们习惯了让别人的意志强行插入到自己头脑中。
《谍影重重》和富士康十几连跳中不同的是,杰森•伯恩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回自我,而我们那些可怜的年轻人,他们选择了自杀。前者是抗争,后者是无助地认命。
这个不同之处的关键在于,西方文化鼓励自由与独立,而东方文化鼓励顺从权威。
用鼓励这个词还远远不够,更合适的词是美化。
CIA是一个体系,富士康也是一个体系,这两个体系都庞大而成功。面对这样一个体系,普通人是缺乏底气的。
但是,因美国鼓励自由与独立,所以杰森•伯恩们底气变得多了一些,而我们的文化鼓励顺从,所以我们那些年轻人的底气弱了很多。如此一来,当冲突出现时,杰森•伯恩们会更容易怀疑体系自身的问题,而我们那些年轻人会更容易怀疑自己。
结果就是,杰森•伯恩们的生命力就相当强悍,而我们那些年轻人的生命就显得相当脆弱。
这种脆弱,可以在我的文章中涉及的绝大多数悲剧中看到,这是我们东方文化下的宿命。
这种脆弱,根源在于我们对顺从的美化,或者说,在于我们对意志强加和丧失意志的美化。
这种美化体现在政治中就是忠君,体现在家庭中就是孝顺。忠君,在现代中国已得到很多反思,已不再是一座从来没有移动过的山,而孝顺,尽管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反思,但我们内心中,还像是一座从来移动过的山,是我们文化中不可异议的底线。
忠君和孝道都意味着,一方要强迫自己彻底接受另一方意志的强加。
孝道还是一座没怎么移动过的大山
每个人的天性都是做自己,即按照自己的意志活着,但是,当身边所有人都对你说,别人,譬如父母、君王、上级或其他权威的意志强加都是为了你好,你就会晕掉,会否认自己本能性的抗拒,会接受这种被美化的强加。同时,你的生命力就会脆弱乃至衰竭。
自杀,就是脆弱到了极致。
日本、韩国和中国都是自杀大国,自杀率几乎三倍于欧美,而日本和韩国的自杀率几乎是世界之冠。在我看来,其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三个国家的文化渊源是一样的,我们都在美化顺从,我们都在诱惑、鼓励和强迫人丧失自我。
从政治和流行文化上看,我们国家现在是越来越自由,但另一面是,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丧失自由的程度越来越严重。
85后、90后乃至未来的00后,他们幸运之处是有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更多的关注,他们的不幸之处是,他们身处于1个孩子和6个大人(父母、祖父母与外祖父母)的可怕格局中。假若这6个大人都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而他又不能抗争,他的生命就会无比脆弱。
更要命的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越来越变态,意志强加的程度已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所以,85后、90后和未来的00后,他们的生命,真的会更脆弱。
对于这种脆弱,我预言,未来的15年,我们孩子的自杀率会越来越高,最后会高到让整个社会颤栗的地步,而那时,我们就不得不像富士康一样,学习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富士康还可以通过迁移缓解问题,而我们面对孩子的高自杀率将是无处可逃。
但我期盼,我这个预言最好失败,我们整个社会早日觉醒,我们主动反思孝道这一美化顺从的文化核心,我们鼓励孩子的自由与独立,让他们的生命力回归强悍。
看起来,我写的只是富士康的那些年轻人和孩子,但如果你用心去看,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的道理。
启发我深入探讨这一道理的,是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的书《我与你》,所以我也推荐大家去读读这本相当晦涩的书。
若想更直观地明白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可以去看看西方一些电影,如《木乃伊》系列、《兵人(Soldier)》和《谍影重重》,也可以同时对比看一下我们的大片,如《英雄》。
这些影片,都在讲述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的“恋尸癖”。狭义的恋尸癖,指的是一种变态的性取向,有这种性取向的人,只会在与尸体性交时取得快感,或者,要让对方扮演尸体,但扮演者必须一动都不能动,动了一下,恋尸者就会沮丧或暴怒。
弗洛姆探讨的是广义的恋尸癖,这种恋尸狂会渴望其周围的人彻底丧失自我意志,而成为只具有行动能力的僵尸。僵尸是顺从的极致,完全失去了自我,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恋尸狂意志的强加,连头疼都不会有。
不同的是,西方电影会淋漓尽致地展现恋尸狂的心理,但最后,都是有独立意志的个人取胜,而东方电影会委婉曲折地展现恋尸狂的心理,但最后,都是恋尸狂们取胜,而且他们貌似还都是对世界有伟大贡献的圣人,譬如《英雄》中的帝王。
在我看过的所有影片中,《英雄》是让我感觉最恶心的,其恶心程度,是那些只会用通过堆砌血污和尸体表达恐怖的恐怖片所远远不能比的。《英雄》中的皇帝,不过是个超级自恋狂罢了,但他却被塑造成“统一国家、拯救人民”的英雄。
并且,这种塑造甚至都没有做道德铺垫,而是直接表达,因为他最有能力统一国家,所以他就是绝对的圣人,因为他可以统一国家,所以他的军队屠戮民众就可以得到绝对原谅了。
这还不是最恶心的,最恶心的是杀手最后主动赴死,目的是为了捍卫皇帝的秩序。这是美化顺从的极致。
忽略了个体尊严的整体正义常是谎言
表面上看,这一边是个人生命的重量,而那一边是天下,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但这种衡量,让我想起王小波提到的一个故事,洪水来了,一个属于集体的电线杆被冲走,一名知情奋不顾身地去救这个电线杆,结果溺死。这引起了大争论,一方说,一个大好青年的生命难道不比一个电线杆重吗,另一方则说,别说是电线杆,就是集体的一根稻草,你都要奋不顾身地去救。
皇帝的秩序,和这根属于集体的电线杆乃至稻草都没什么两样。使用它们的人都在假借一个伟大的名义——为了绝大多数人,但其实,他们都在追求恋尸癖的境界——你们要听我的。之所以打起“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名义,不过是因为这个名义可以更好地向个人施加压力,最后让个人晕掉,主动接受恋尸狂们意志的强加。
在西方的电影中,这种浆糊逻辑常常会被彻底颠覆。美国动作大片《生死狙击》中,男主人公发誓要向他的对手——以一名参议员为核心的集团——发起一场战争,且绝不罢休,“要知道,他们杀死了我的狗哎。”
在这样的电影中,它不仅要考量整体上的正义——为了国家和人民,它更要考量细微之处的正义——是否尊重了个体的生命与尊严。并且,总会发现,那些侵犯了个体的生命与尊严的,其整体上的正义也是一个谎言。
对我而言,《英雄》中的整体正义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和平重要,但怎么缔造和平和缔造和平之后做什么更重要。把人杀光可以和平,把所有人的独立意志抹去,而让整个国家都只有一个人的意志也可以保持稳定,但这样的和平也许只有僵尸才能接受。
同样是缔造和平,我对秦始皇和晋武帝就毫不感冒,而对刘邦与李世民就相当尊敬。刘邦与李世民尽管在缔造和平的过程有过许多瑕疵,但他们称不上是恋尸狂,他们相当地尊敬自由意志,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空间,才有了汉唐的雄风傲骨。
晋武帝司马炎在统一国家后,立马干了一件大事,禁止全国婚娶一年,好让他选妃,最后他选了上万妃子。这件事真的很有象征意义,原来统一国家所带来的权力是可以让皇帝一个人彻底为所欲为,而这种彻底的为所欲为的另一面,就是其他人要沦为没有个人意志的僵尸。
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司马家的帝国和秦始皇类似,基本上是二世而终,而继承司马炎帝位的,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白痴的一个皇帝,或者说,是一个真正的僵尸。
不管怎样说,僵尸都是一个传说,不管恋尸狂们如何梦寐以求,它绝对不会实现。毕竟,意志被强加后会头疼,最彻底时会想死。死了后,自由意志是没有了,但行动能力也没有了。上帝没有给恋尸狂们这种机会,可以真的去指挥没有独立意志而有行动能力的僵尸。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就需要像杰森•伯恩一样觉醒,努力找回正在失去的自己,并且,要有很清晰的意识,不被任何美化顺从的玩意欺骗甚至诱惑。
过日子比爱情伟大,爱情比天下伟大
原来,我也对张艺谋持有阴谋论,认为他拍把电影拍成这样是别有用心,但后来我明白,他是真诚的。
之所以明白这一点,是我认识的一个长者,她的年龄和张艺谋相仿,也曾做过红卫兵,也曾在文革中被批斗,而且险些死在监狱里,她还是政治世家,对于那时的高层相当了解。她对我说,她看《英雄》时热泪盈眶,由衷感叹,只有雄风大国才能拍出这样的片子。
那一刻,我明白,如果面临电影中杀手的境地,她真的甘愿死去。其实,她被关在监狱里,就是因为这样的动机。
看起来,她是不在乎个人的尊严的,索尔仁尼琴所说的“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这一点她似乎不在乎,甘愿舍弃。
但对于这种局面,美国政治学家埃里克•霍弗在他的巨著《狂热分子》中说的很好: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可鄙的,他就会狂热地去攀附一些宏大的东西,那样就可以不去面对自己可鄙的自我了。
譬如,因为有这些可鄙的自我,我这位长辈相当不好相处。但是,这可鄙的自我,在宏大的洪流中似乎可以一瞬间消失,人们可以团结在一起,和谐美妙地相处。最好是永远处于这种洪流中,最好不要过日子,一旦要过日子,一切就会变得艰难起来,甚至连配偶和孩子都不接受自己。我的多位长辈,曾经做过红卫兵,他们都很留恋那种感觉。或者说,那种幻觉。
相比起我们,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同为东方文化的国度,已有不同。譬如日本一部影片《大盗石川五右卫门》,堪称是日本的《英雄》,也是两个忍者杀手和“皇帝”们的故事。这两个杀手经过几次犹豫后,最终石川五右卫门还是杀死了盗取天下的丰臣秀吉,但这个过程中,他也曾如《英雄》中的杀手一样,想将自己的生命祭奠给天下。
最终他没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发现“皇帝们”不过是在盗取天下,二是他有爱情。《英雄》中也有爱情,但却是“相爱容易相处难”的爱情,更准确来说,是两个有着可鄙自我的人的爱情。
相比起天下来,爱情是更伟大,因为爱情难以被什么名义欺骗,尤其是,爱情中没有恋尸癖的空间,如果一方是恋尸狂,另一方最多只能偶尔扮演僵尸,没有谁真正能在爱情中一而贯之地扮演僵尸。
比爱情更伟大的,是过日子。或者说,一开始的爱情很容易是幻想,而过日子中的爱情才是真实的,有两个可鄙自我的人,可以有梦幻般的爱情,但却无法拥有过日子的爱情。
其实,要想拥有过日子的爱情很简单,办法是,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尊重对方的自由意志。(武志红)
Copyright © 2008-2024 德中心理咨询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