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神坛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类有史以来曾经受过三次重大耻辱，一次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将人类从主宰宇宙的神坛上拉了下来；第二次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将人类从主宰地球的神坛上拉了下来；第三次，就是精神分析理论，将人类从自我主宰的神坛上拉了下来。而在我们的中德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培训班内甚至班外，很多人都不同程度地经受着或感受到由精神分析所造成的“第三次重大耻辱”。有人就把精神分析形象地比喻为“在人前一层层地脱光衣服”。也就是说人们把被分析者所承受的“耻辱”等同于当众被脱去衣服的“耻辱”。因而，在精神分析的小组培训中，每个成员都想从介绍自己的个案中解决自己在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只脱去患者的衣服，与此同时，又下意识地恐惧和防御其他组员或督导对其反移情的分析，以尽可能地保证自己不面临衣服被当众剥光的“耻辱”。而与其愿望恰好相反，虽然百般遮掩，其他组员却透过报告病案的过程中泄露出的蛛丝马迹全力以赴地从各个角度解析病案报告者自身的抵抗，防御，以及反移情，毫不留情地一层层剥光他的“衣服”。这样，小组下意识地将对于患者的精神分析变成了对报告人的精神分析。于是，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每个人都试图处于分析者的位置，去分析（或剥光）个案中的患者，同组的组员，督导教师也不能幸免，这种能给人造成等同于当众剥光衣服的“第三次重大耻辱”甚至殃及了精神分析小组外的其它组员。而被分析（或被剥光）者则处于被分析（或被剥光）的恐惧，焦虑，抑郁，哀伤，与愤怒之中，从而被迫采取防御姿态，‘合理化’的谈话方式因而非常盛行，或者，干脆采用被动攻击的方式，向攻击者仿同，以精神分析回敬精神分析，你来剥我的衣服，那么，我也来剥你的衣服。结果是，精神分析小组内以及精神分析组与其它组之间似乎弥漫着一种战斗的气氛，在精神分析小组内，分析者成了攻方，被分析者成了守方；在组间，精神分析组极其成员成了攻方，其它组极其成员成了守方。

以精神分析为媒介的这场“战争”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攻击者（即分析者）将遭到强有力的反攻（反分析），攻击（分析）别人的同时，必须准备好防御别人的攻击（分析）。所以，精神分析小组似乎成了战斗小组，组员成了战士，每天的学习及日常生活就都被战斗所充填，战斗的不停进行使分析小组的每一个成员都筋疲力尽，他们成了各组中最累的,就连英语“exhausting”也成了精神分析小组的常用语。

为什么精神分析具有攻击性？为什么精神分析就象一场战争？为什么精神分析会遇到那么顽强的抵抗？为什么将人类从神坛上拉下来会激起如此强烈的耻辱感？若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弄清，为什么人类需要顽固地赖在神坛上不肯离去？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所谓的神话，本质上是人们不能实现的愿望的投射。那么反过来，也可以推断，如果通过投射形成的神话离现实越远，人类实现愿望的能力也就越差；人类的生存能力越低，就越需要全能的神话进行自我欺骗以使自己获得一点安全感。换句话说，在一定的人类生存条件下，人类需要不同程度及不同内容的神话使自己获得安全感，并赖之生存。随着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人类的三大神话的全能性越来越小—首先是地球主宰宇宙的神话，然后是人类主宰地球的神话，再往后就是人类主宰自己的神话，也证明了这一点。神话之对于人类，就如同能保护人的安全的幻想性盔甲衣服，安全感弱的，就需要厚的盔甲服---更加全能的神话；安全感强一点的，所需要的盔甲就会薄一点---全能性差一点。呆在神话的神坛上，就相当于在盔甲的保护下有了安全感，有了生存下来的希望和机会。神话被打破，保护自己的盔甲服失去了，也就等同于生的希望面临威胁，也就等同于将要面临死亡的威胁。因而，如果神话被打破，逼使人们从神坛上走下来的话，他就必须去直接面对已经植根于集体无意识中的死亡恐惧。正是因为神话对于面对变幻莫测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总是力不从心的人类来说是如此重要。人们才会象捍卫生命一样去捍卫人类的神话，拒绝脱掉盔甲服，拒绝走下神坛。

当人类居住的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这样的自大妄想式的神话被哥白尼打破的时候，人们是怎样对待他的呢？哥白尼被投进了监狱；当达尔文第二次把人类从至高无尚的神坛上拉下来同动物们并列排在一起的时候，更是惹来了一片谩骂和攻击，需要赫胥黎这样的斗士挺身而出来进行战斗；当弗洛伊德公布他的伟大发现---人的行为在本质上并不受控于自己的理想和理智，而是受控于本能及本能与心理发育和成长环境相互作用而铸成的潜意识水平的人格的时候，人们更被激怒了。关于人们被激怒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用去追溯历史，只需回忆一下在精神分析治疗及精神分析训练中的体会就够了。

弗洛伊德的理论彻底打破了人们的自我神话及家庭神话。通过精神分析，人们会发现，无论是理想中的自我，还是理想中的家庭及父母，就象皇帝的新装；而真实赤裸的自我，家庭以及父母很可能有很多缺陷，甚至是百孔千疮，惨不忍睹。精神分析把人们直接暴露在没有神话外衣保护下的生存危机及死亡恐惧的危险之下。人会本能地拒绝并回避这样的危险和处境，因而拒绝打破自我及家庭神话，拒绝从神坛上走下来，拒绝“脱衣服”---即使那些衣服原本是“皇帝的新装”，拒绝没有神话保护的裸露。可以说，精神分析破坏了一个人以往赖以获得安全感并生存下去的心理神话部分，破坏了旧有的以心理神话歪曲现实为代价的病态心理平衡，导致被分析者出现心理失衡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被分析者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穿上“衣服”，退回到原有的模式及心理平衡之中；另一种选择是放弃旧的模式及旧的平衡，建立新的模式和新的平衡。面对这两种选择，人们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您可能会说，当然选择接受分析，打破旧的，建立新的。的确，理性会作出这样的判断。因为精神分析所产生的新模式会提高人的适应能力，人格得到发展，能更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欲望。可是，您还不要忘记，人的行为最终是受潜意识支配的，而潜意识执行的是原本思考程序，在这种程序中，优先考虑安全需要（据推断，在进化过程中，安全本能的产生远早于发展本能。起源越早的本能越强大。）。可以说，安全需要是人的第一需要。在安全需要与发展需要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宁可暂时或永久地放弃发展需要，而退回到满足安全需要的状态中去，而心理神话又构成了保证安全感的防御系统的非常重要的部分。

当分析者将精神分析施之于被分析者的时候，就意味着将要满足被分析者的发展需要，从长远来讲，对被分析者是件大好事。但是，对被分析者眼前来讲，精神分析直接憾动了他的防御系统，他的安全感因而真真切切地受到了威胁和攻击。所以，尽管分析者对被分析者充满了善意，精神分析仍是一种攻击，精神分析的确是具有攻击性的。

既然精神分析是具有攻击性的，就理所当然地会遇到本能的防御和反击。攻方和守方的战斗就构成了一场战争。所以说，精神分析地确就象一场战争。

由于精神分析这场战争是围绕着被分析者的安全感展开的，从分析者的角度看，被分析者的安全感主要是由心理神话构成的，它是低效的，妨碍人们人格的发展，并进而妨碍人们享乐，就会竭尽所能去打破心理神话。打破神话，重塑人格正是精神分析的核心任务。被分析者当然也会坚决捍卫自己现有的构成安全感的主要部分的心理神话，他将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场安全保卫的圣战，直到保证有充足的安全感。安全感有否保证是被分析者是否拒绝分析的关键。这其间，将会出现三种有趣的现象，一种是在被分析者与痛苦的现实之间起缓冲作用的防御机制，一种是分析者对分析的抵抗，还有一种就是被分析者对于分析者的移情。这三种现象中，防御和抵抗本质上都是对不安全感做出的反应，唯有移情是涉及对安全与否的判断。因而，移情对于抵抗及防御是否产生及反应的程度起着核心的决定性的作用。从而，移情也就成了心理治疗的核心内容。在移情初始阶段，被分析者会把分析者供奉在神坛上，暂时替代他原有的维持安全感的神话，充当他的盔甲，使他的安全感获得一定的满足，这时候，他的痛苦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出现我们通常所说的“蜜月效应”。如果他幸运的话，遇到一位早已从神坛上下来并能满足他的安全需要的分析者，他会逐渐地发现他供奉在神坛上的分析者本不是神，也就把有关分析者的神话打破了，并效仿分析者，打破自己的神话，“脱下衣服”，走下神坛，走向康复。但是，如果被分析者遇到的是一位还没有走下神坛的分析者，他将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永远把分析者供奉在神坛上，依赖分析者活着；要么离开分析者，再退回到自己原有的神坛上，靠自己的神话活着。总之，无论是躺在分析者的神坛上，还是退回到自己的神坛上，被分析者的问题最终都将无法得到解决。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精神分析是一个被分析者打破自我及家庭的神话，从神坛上走下来的充满了恐惧与痛苦的艰辛过程。被分析者若想完成走下神坛的全过程，就必须有一个已经经历并完成了打破神话，走下神坛的艰苦历程的分析者来跟随和陪伴。如此说来，精神分析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被分析者走下神坛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在一个已经走下神坛的分析者的帮助下才能完成。

作为精神分析医生，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我已经走下神坛了吗？”。如果我们还没有走下神坛的话，精神分析就真的有可能变成一场保卫被分析者和分析者各自神话的令人筋疲力竭两败俱伤的战争。（苏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