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受伤的医治者：

——玛莎·林内涵和卡尔·荣格的共同点是什么?

作者：斯蒂芬·戴蒙德（Stephen A. Diamond）

译者：袁婷婷

最近，68岁的临床心理学家玛莎·林内涵（Marsha Linehan）博士——因其融合灵性、认知和行为治疗的辩证行为疗法（DBT）而闻名——做了一个轰动和大胆的告白：她在整个成年生活中患有她所认为的边缘型人格障碍（BPD）。

尽管边缘型人格障碍是林内涵博士回顾性的自我诊断,事实上，当她17岁时，她的医生曾诊断她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虽然当时她的症状不是很确切——例如，它们是否包含妄想和/或幻觉这两个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症状——但是至少在主观和客观上的一些方面，她表现出来了精神病迹象，哪怕这些精神病症状或许只是暂时性的。精神分裂症的诊断看似需考虑到这一点：这种毁坏性的精神障碍的典型发作通常发生在青春期晚期，尽管数据显示，女性的发作时间要略比男性晚一点。她曾有两年多时间在医疗机构接受精神病治疗。医院的治疗记录显示，在大多数时间里，她或许是机构中最不正常、孤僻和难以管理的病人。青春期的林内涵会有明显的躁动不安——如同Burgholzli 精神病院的Sabina Spielrein的“歇斯底里症”一样，这在Keira Knightley最新出版的《危险方法》的开头中有所描述——以及持续的自伤行为：用烟头烫自己，用刀片割手腕、手臂、腿、腹部，当被禁止烫伤或者割伤自己时，她用头猛撞墙壁或地板。由于症状非常严重，她被关进了一间（大概有棉垫的）隔离室，并且在住院的26个月里的大部分时间行动能力受到约束。

不久之前——甚至今天，在一些宗教里——这样的病人仍被当作是着了魔（demonic），需要用驱魔来治疗。尽管每天接受心理分析（就如荣格用来成功治疗Spielrein的那些方法）、服用精神类药物，甚至反复接受电击治疗(ECT)，但林内涵这样自毁的行为一直持续到20岁，以至于她不被允许离开医疗机构。那些行为包括抑郁、焦虑、一系列的自杀尝试和随后在精神科的住院治疗。然而，林内涵最终在非住院式的心理治疗的帮助下，像Spielrein一样扭转了自己的人生，决定学习心理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作为一名行为治疗师接受训练，成为了如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和研究者之一。谈及她奇迹般的痊愈，有一个非常令人不解的问题：究竟是哪一种心理疗法帮助了林内涵？当然不是DBT，因为她还没把它发明出来。CBT在当时也刚刚萌芽。在那个时代比较流行的是行为疗法。或者，有没有可能是深度心理学的某些形式或心理动力学疗法？精神分析学？或者是荣格的分析心理学？

林内涵博士现在是华盛顿大学的一位心理学、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教授，专长是治疗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这也是事后她给自己也下的一个诊断。然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些在青少年和成年早期治疗她的医生，把她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属于精神病的一种。为什么医生的诊断和林内涵博士对自己的诊断不一致呢？从这个诊断来看，林内涵可能很早就患有精神病了。在过去，“边缘”一词通常用在症状处于神经症和精神病的边界上（偶尔两者兼具）的病人身上。而且，据目前所知，一些BPD患者在压力状态下会表现出精神病的症状。虽然看起来像精神病，但这只是一个典型的短暂时期，而不是长久的精神状态。慢性精神分裂症意味着更糟糕的后果。然而，直到1980年，在林内涵第一次入院很久之后，BPD才在DSM－III中成为一个官方的诊断。出于对她的人生连续进程和轨迹的研究，我倾向于同意林内涵把严重的BPD作为她主要（虽然或许并不是唯一的）诊断的看法。

问题的实质在于BPD覆盖了极大范围的紊乱和症状，从相对温和的症状（伴随着较好的机能）到慢性且严重的机能失调、衰弱和危及生命的行为。前者基本不会被未经专业训练（甚至包括一些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所察觉。BPD是真实存在又极具破坏性的现象。根据DSM-IV-TR的评估，BPD的患病率在总人口中约为2%，在心理诊所的病人中约为10%，在精神病院中的病人中约为20%。实际上，我相信BPD的患病率比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要高得多，特别是在男性中的患病率（目前大约75%的BPD患者为女性）。因为它会被同时出现的抑郁和成瘾等机能失调症状所掩盖。同时，它也会被错认为是其他有类似“主要”症状的精神疾病。例如，BPD经常伴随着狂怒的突然爆发、冲动、易受影响的敏感且不稳定的情绪，这些症状看起来很像另外一种BPD——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所以经常会被误诊。这种误诊是严重而危险的，因为如果病人被错认为患有双相障碍（躁郁症），他们将服用稳定情绪的药物，而不是作为边缘型人格障碍来被治疗。在我看来，这样的事情对于所谓边缘型的病人来说，正在越来越频繁的发生：被误诊，被错误的治疗，被误解。

当然，哪怕被正确的诊断为BPD，被贴上“边缘”这个标签也会成为一个人最耻辱的诊断之一。这主要是因为绝大部分的心理治疗师没有勇气、耐心、技巧和知识去治疗边缘型人格障碍。Sabina Spielrein最初被荣格诊断为患有癔症，我怀疑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可以描述得更清楚。虽然BPD的症状多变，但与精神分裂症不同，它的典型进程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减，这一点在那些主动寻求心理治疗（治疗方法并不仅限于DBT）的病人身上更为明显。根据DSM－IV－TR的报告，“在三四十岁的时候，绝大部分患有BPD的病人都拥有了稳定的人际关系和职业。对心理健康诊所确诊的病人大约十年的跟踪研究发现，差不多一半病人不再能全部满足确诊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一系列行为标准。”也许这就可以部分的解释林内涵的例子：时间和成长。但是，林内涵博士自己也承认，直至今日她有时仍在与自己的心魔（demons）做斗争。庆幸的是，她已经不再完全被心魔所驱使或控制，而是创造性的学会了与它们共处。用荣格的话来说，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她可能仍然有自己的心魔（情结），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心魔已不再占据她。

在林内涵对那些严重紊乱和自杀倾向病人的成功治疗中，有多少经验是来自自己曾经战胜内心毁灭性的心魔（或者至少学会与之共处）呢？精神病学家荣格的精神崩溃直到中年才发作（它悄无声息的开始在《危险方法》的结尾有所描述），从40岁之前一直持续到45岁左右。虽然荣格从来没有像Spielrein或林内涵那样入住精神病院，当时也没有经过正式的治疗，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林内涵那样自伤或发怒的行为。但他有时会经历幻视、迷失方向、抑郁、大量的焦虑、自杀性的绝望和部分机能的失调，直到多年后最终康复。事实上，荣格不仅仅是康复了：他完成了持久而痛苦的炼狱之旅，更加完整、清醒和平衡，蜕变为一个自知而富有洞察力的精神病学家，一个更具灵性和慈悲心的人。我猜测林内涵博士也一样。

下面这段话是林内涵对23岁时一次宗教活动中曾出现过的至关重要的精神顿悟的描述：

“当时我坐在小教堂外面的房间里，这一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坐在沙发上，感觉到彻底的绝望。这是唯一能够描述我当时感受的词汇。然后一位修女走过，她转过头看着我说，‘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吗？’我知道没人能帮我，真的没有。所以我回答她，‘不用，谢谢。’她离开了。

之后我站起来，走进了小教堂，六神无主地跪下来。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我想是在望着圣坛上的十字架的时候，在极度的忧郁中，突然一切都变得豁然开朗。十字架在闪闪发光，我不可思议的感受到了上帝的爱。我跳起来，跑回了家。

我站在自己的房间里，自言自语。我说，‘我爱自己。’

当‘自己’这个词从我嘴里说出来的那一刻起，我知道自己已经蜕变了。在那一刻之前，我从来不会这样说。我会说，‘我爱你。’因为我没有‘自己’的概念。我以为‘自己’就是‘你’。从我说出来那个词开始，我知道－－从那时到现在－－我再也不会失控了。”

在我看来，林内涵似乎经历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家罗洛.梅所指的“我是”（I am）体验。这是关于一个人深深扎根于宇宙和原始生命力（daimonic）的自我、生命和存在的体验。它是对一个人真正自我的重新发现和再造。梅的病人们这样富有诗意的描述了它：

“这种体验是什么感觉呢？是一种初始感——就像刚拿到自己房子的契约一样。我体会到了自己的生命力，不管它仅仅是一个离子还是一个波段。就像一个孩子吃桃子时吃到了桃核，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而砸破了它，继而惊喜的发现里面的桃仁苦中带甜，非常美味。就像一艘木头所制的帆船在海湾抛了锚，锚也是由陆地之物所制，帆船就得以通过锚与陆地再次相连。它可以起锚扬帆，但是总能够通过抛锚渡过难关或是休憩片刻……就像我对笛卡尔名言的阐释，‘我是，故我思、我感、我为’”（摘选自《存在之发现》，1983/86）

但是，至少对于当时有着明显宗教倾向的天主教徒林内涵来说，情况看起来不仅仅如此。在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是个可爱的人。如果她的上帝可以爱她，那她也应该爱——并且接受——自己。或许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开始接受并从上帝，从他人，从自己身上感受到自己值得被爱。这就是她戏剧性人格转变的起点。但是，被一个如此痛苦的经历所完全转变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用比喻的口吻谈起对付我们的“心魔”（inner demons）时，意思到底是什么？它们在心理上、精神上以及生物上的本质是什么？

我的最佳猜测是，在那之前，林内涵未曾从任何人——包括甚至特别是她的父母-——身上感受到被爱和被接受。（参见我之前关于“爱的治愈”的文章。）她小时候很可能被深深伤害过。这样的伤害可以而且的确发生在那些最友好而且表面上看起来最“正常”和“完美”的家庭里。正因为这些不被注意的家庭历史看起来是那么的良好，所以病人和医生都倾向于把BPD中的情感失调归因于遗传（如同精神分裂症、多动症和自闭症一样）。数据显示，BDP“在失调人群的直系亲属身上的发病率是普通人的五倍”（DSM－IV－TR）。这种倾向性有可能是遗传带来的，也可能是因为家庭影响。这些家庭动力中通常潜伏着一个具有破坏力的阴暗面。事实上，那些创伤性的童年经历（如日常自恋型创伤， daily narcissistic injury），起因于不充足的共情镜像、缺乏被接纳、被拒绝、婚姻冲突、互相敌对、自恋、自我放纵、迷茫、情绪化、身体和／或性虐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们一直都存在，甚至在一些案例中，长期的压制和分裂导致了童年记忆的缺失。正是这些被压制的、无意识的，时而微小普遍、时而严重的创伤性经历，深刻地影响了病人初期的自我意识，他们关于自我的“神话”、“精神虚幻”或“核心图式”。它们是病人危险的心魔和脆弱的基础心灵结构的组成部分，正是它们使病人苦苦挣扎。

更重要的是，在我的经验里，这些不断变化的心魔通常包含着长期被压抑的愤怒或狂躁。它们组成了病人潜意识中不断溃烂的“愤怒复合体”，强迫性地驱使和刺激着他或她的抗拒、敌意、暴力和自我毁灭的想法、反应和行为。现在我们知道了自恋型创伤（尤其是发生在出生到五岁之间的自恋型创伤）会导致自恋型愤怒。Kohut, Kernberg和其他很多研究过病理学自恋，并为其病源而辩论过的发展心理学家，一致同意自恋型创伤是由不充足、不合适或带来痛苦的童年抚养经历所导致的。在之后的成年生活中，与BPD紧密相连的神经性自恋（很少有人从未有此症状），掩盖了我们儿童时期带来的愤怒、怨恨、狂躁和苦涩。而且深深埋下了对曾经在心理上（有时也是实质上）被拒绝、虐待、不被爱、忽略和抛弃的报复和反击的愿望（参见我之前的文章）。同时，当病人被内心所控制时，会出现自我憎恨、病态的愧疚、自残和自杀倾向。

举个例子，荣格仍然很生父母的气——他的妈妈心智很不稳定，很可能是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他的爸爸是一个意气消沉的瑞士人——不管在宗教生活还是现实生活中。荣格时常被激怒。在初期，不成熟的荣格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尝试去压抑这些不礼貌的、具有侵略性的、愤怒的情绪。同样，他的性感觉也被压抑着，这一点在《危险方法》中提到过。（不幸的是，弗洛伊德在他大半个生涯中，在理论上仅仅教条性地关注被压抑的性，而不是被压抑的愤怒、狂躁和侵略性。）长期被压抑的愤怒在荣格的精神病理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猜对于Spielrein、林内涵以及大多数患有BPD的人来说都是如此。荣格最终意识到去处理它，例如接受和整合这些潜在而危险的、分裂的情绪（包括他所称的我们的“阴影”），能够意外的带来更多的生命力、完整性和创造力。我们可以说，林内涵与她的阴影的相遇，把她内心强烈的自我厌恶变成了自我接受。这个改变是通过接受她人格中“有罪的”、“负面的”、“坏的”和“邪恶的”方面所带来的。那些方面与她来源于宗教的自我或者说人格有着激烈的冲突。

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治疗中最有效地处理这些难搞的心魔（demons）。认知-行为疗法并不倾向于关注这些影响，而是更关注病人的想法和这些想法如何影响他们的感觉和行为。林内涵的辩证行为疗法主要是从CBT衍生而来。但是，从她自我拯救的的经历中看出，DBT和CBT的区别在于DBT重视灵性的融入。特别是林内涵所指的“彻底的接纳”。彻底的接纳来源于宗教传统，例如佛教和印度教。显然林内涵从她自己从精神疾病恢复过来的经历中意识到，自我接纳、接纳现实和改变一个人的自我一样重要。改变和接纳是辩证的关系：虽然看起来截然相反，但它们是必不可少、互相补充的态度。（参加我之前关于改变vs.接纳的文章）她把这个永恒的灵性原则应用到她的“改造”和结构完善的CBT理论体系中。经证明，这个方法在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治疗中是相对有效的。

荣格（有人猜测他也患有BPD）大概是第一位公开指出“受伤的医治者原型”的心理治疗师。（在大卫·柯南伯格关于荣格和弗洛伊德的电影中，荣格指出他自己和之前由病人转变为精神分析师的Sabina Spielrein都是“受伤的医治者”。）他的这个概念部分建立于神话人物卡戎身上。卡戎的妈妈是一位海仙女，她被伪装成一匹马的希腊神Kronos强奸生下了卡戎。卡戎早期受到的伤害来源于父母的拒绝和遗弃——表面上是因为他丑陋的半人半马的身体。后来，他的膝盖偶然被赫拉克勒斯用一支蘸有九头蛇毒液的箭射伤。他的伤永不得治愈，不过也无法将他杀死，因为卡戎拥有神灵的不死之身。因此，像他著名的学生医神Asklepios一样，他只能为自己无尽的痛苦寻求一些治疗，同时选择去抚慰别人的痛苦。正如我多年来告诉学生的一样，成为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好处，就是有时我们必须聚焦于别人的痛苦而不是自己的。我们可以在支持和帮助他人战胜痛苦的过程中得到意义和满足感。但值得注意的是，伤害本身——而不一定是完全被治愈的治疗师——才是加深和强化受伤的医治者的慈悲心的治疗力量。事实上，我要说的是，治疗师对他自己（和生命存在）的痛苦和不完美的接纳，部分地提高了他们治愈他人的能力。对荣格来说如此。而且看上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林内涵来说也是如此。

荣格和林内涵都战胜了疯狂，甚至创造性地利用了它。将其症状的精神病严重程度大事化小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样会削弱他们在心理学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漫长的“与无意识进行对抗”的中年岁月，荣格勇敢而顽强的面对自己心魔，终于这场斗争带来了彻底改变。鉴于此，我怀疑林内涵的成长是否类同。因为如果她也一样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仍然只是一个认知-行为主义治疗师。我认为，在自己的作品中时而会引用到荣格理论的林内涵，应该被引入深度心理学，察觉到无意识巨大而原始的力量并向它致以敬意。在我看来，CBT和深度心理学不同，它拒绝承认弗洛伊德和荣格所提及的“无意识”的力量和重要性。它把我们心魔的出现归因于荒谬的想法（认知），而且忽视愤怒、狂躁这些被压制的情感在精神病的病因与治疗中所起的核心作用。这些证据使我推测——我所崇敬的林内涵和大多数倾心于CBT的临床医生，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自觉地被CBT所吸引的。因为它忽视、回避、拒绝、低估、不去理会原始生命力——人的心智中感性而荒谬的一部分，也是被荣格称为“阴影”的那一部分。CBT和DBT的实践者似乎都想绕开无意识，在专业中如此，在个人成长中也如此。但无意识的心魔正是BPD和其他严重精神疾病的核心。如果一位治疗师自己就在逃避，那他不可能有效的帮助病人康复。

换句话来说，CBT和DBT的显著流行，大部分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对无意识、对原始力“抗拒”的一种形式。这是一个尝试——虔诚地赞颂理性思维的治愈力量，专注于对行为的修正而不是寻找行为背后的驱动力，以此来魔术般地驱除无意识所带来的极度非理性、神秘又可怕的力量。（虽然林内涵注意到了自杀和自毁行为的主观意义。）实际上，CBT和DBT都建立了理性和感性的辩证原则，崇尚前者而贬低后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CBT是一种片面而肤浅的治疗方式。哪怕是林内涵的DBT，算上它对精神的重视，也被CBT与生俱来的浅薄所限制。研究发现，DBT主要对严重紊乱、有自杀倾向（通常为住院患者）类别的BPD患者有治疗效果，而且效果仅限于减少自我伤害行为的频率和随后的入院频率。当然这也很重要。（显然，医生不可能治疗已经死亡的病人，不管他持有怎样的理论。）但是，它们在指出边缘型病人强有力又无处不在的潜在的情感挣扎上，是非常有限的。使用精神类药物、情绪管理或情绪压制，虽然有其用处并且也很重要，但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心理治疗。我主张，虽然CBT和DBT的确尝试“驱除”和“重组”病人的认知心魔——非理性、消极、弄巧成拙的思维模式，“图解”那些潜藏的、具有影响力的感受和行为，但它仍旧没能够指明病人的情感心魔。事实上，它在不经意中与病人一起，持续地压抑和避免那些不可否认的、可怕的、压倒一切的、潜在而危险的情感。问题是，就像Nietzsche所说的，长期被压制的最终会归来复仇，并会变得更加消极和具有毁灭性。这些最终都不是病人想要的。

像荣格一样，林内涵明显从她炼狱般的苦难中学到很多，而且她创造性地利用了这些来之不易的知识来帮助自己和他人。从这点来说，她值得我们的感激、尊重、信任和祝贺。她对正念、自我接纳、接纳现实的强调，与深度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学有共同之处（如果不是直接从这些理论中继承而来的话）。而且她强调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学习停顿，为自己的行为做出有意识的选择，负起责任，不管自己主观上感受如何。毫无疑问，思想影响感受和行为，行为影响感受和思想，同时感受也影响思想和行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辩证关系：思考vs.感受，意识vs.无意识，虽然DBT主要处理意识而不是无意识。）所以，特别在面对像BPD这样严重影响健康甚至有时会危及生命的精神疾病时，临床诊断时同时强调思想和行为是很必要的。事实上，我认为DBT和深度心理学本身就是辩证关系的两极，每一方都是另一方的隐藏面。但是它们并不是对立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临床上，双方都互为补充。

我从未有幸见到过玛莎·林内涵，也没有阅读过她全部的著作。也许我是错的，但我仍然忍不住地想，从深层面上讲，她与另一位受伤的治愈者C.G. 荣格是紧密相连的。而且，在她的身上睡熟着一位渴望被释放的，正在萌芽的——甚至躲藏着的——深度心理学家